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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汉字的性质、形体的各自观点

　　《中国文字学》在“中国原始语言的推测”一节中，唐先生说“中国的文字，一个字只代表一个音节，但是她的语言，却不是单音节的。这种错误是由于没有把‘字’和‘语’分析清楚的缘故。‘字’是书写的，一个中国字，是一个方块，也只代表一个音节。而‘语’是语言里的，在语言里是一个不可分析的单位，写成文字时，有时可以只是一个字，但碰上双音节语或三音节语，就必须写成两个或三个字。”

　　在“中国文字和世界各区域的文字”一节中提到了“中国文字的变为注音文字，而不变为拼音文字，显然和她的语言有关。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其中大部分就是意义符号），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通统写出来，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关于汉字的性质，唐兰先生从中国的文字和她的语言方面作了笼统地论述，那么中国的文字到底和她的语言有怎样的关系呢？汉字在形式上又有哪些主要的特点呢？

　　裘先生在《概要》中剥茧式分析论证的非常清楚。他为汉字的性质作了专章，突破性地把汉字性质分为两个层次来讨论，一是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语言有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作为语言符号的文字，也必然既有音又有义。就这一点来说，各种成熟的文字体系之间并没有区别。”汉字的性质从这个角度分析，应该称为“语素—音节文字”。二是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各种文字所使用字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裘先生还对这三类字符分别作了详细地阐述，创新性地提出了“记号字”的用法。汉字的性质在这个角度应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来分析，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称为意符音符文字，即意音文字；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裘先生从汉字的形式出发指出，汉字的书写单位就是通常所说的字，每个字通常都念一个音节。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绝对的优势。一般而言，一个汉字是为一个单音节语素而造的。这是汉字形成一个字念一个音节的局面的主要原因。至此，就将汉字的性质以及和汉语的关系做出了清晰细致的阐述。

　　唐先生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文字的变革”中讨论了汉字形体及其演变，唐兰先生按照时代和地域将古文字分为殷商系文字、两周系文字和六国系文字。裘先生承袭了唐兰先生按照时代和地域将古文字阶段的汉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

　　在分析籀文的时代问题上，唐先生主张籀文是东周时代的一种文字，“《古今人表》把史留放在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史籀篇》的准确时代。”但是裘先生经过详细地比较，在谨慎论证的基础上得出“我们目前掌握的古文字资料非常有限，不能因为在现有的较早资料里看不到这些字，就断定他们当时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认为把籀文的时代推迟是缺乏充分根据的。与其相信近人史籀不是人名、史籀就是史留等揣测直说，还不如相信去古未远的汉代人的旧说。……我们认为《史籀篇》应如汉人所说，是周宣王太史籀所作的一部字书，籀文就是周宣王时代的文字，只不过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些讹误。”

　　在大篆的名称问题上，唐先生按照自己的观点把“春秋时到战国时期的文字”称为大篆；对这个问题裘先生快刀斩乱麻，把长时间以来争议很多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大篆的名称干脆舍去不用。

　　唐先生对于汉字形体及其演变的阐述主要是对各种字体形成时间及其作家的考证上，引各家之言来论述字体的来龙去脉。《概要》侧重于考证文字形体的特点以及对文字形体资料的研究，列举大量各种字体的实例，详细深入地分析归纳了各种字体的形成基础、构造变化、以及字体之间演变的相互影响。

　　三、关于汉字的结构的各自观点

　　汉字的结构可以说是两本书分歧最大的地方，两本专著都对六书说做了分析，提出六书不合理的地方，唐先生是最早对六书进行深入地探讨并提出新的文字结构理论的人。在论述汉字结构时，对传统六书进行了批判，“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他应属那一类。”唐先生认为“六书说”在界定以及义例上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以至于在实际应用时，界限难以清晰。作者突破几千年来六书的束缚，开创性的提出了三书说：

　　一象形文字

　　二象意文字

　　三形声文字

　　唐先生认为，“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那么非图画文字呢？唐先生对此并无交待。裘先生在《概要》中就这个问题指出：“唐先生的象形和象意字都属于图画文字。所以在三书说里，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字是没有位置的。大概唐先生认为那些字都是后期的，而且数量也不多，可以不去管它们。但是作为关于汉字构造的一种基本理论，不考虑这些字，总不免是一个缺陷。唐先生曾把这种字称为变体‘象意字’。这当然不是认真解决问题的办法。”唐先生利用古文字材料大胆地突破束缚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裘先生对汉字的结构问题态度严肃，他作为汉字构造的理论就应该尽可能的考虑到所有的汉字。裘先生并不像别的学者那样把理论绝对化，而是使理论尽可能全面而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