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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还指出：“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字的形意声能割裂来看吗？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汉字都是音义的结合体。对此，裘先生在《概要》中恰如其分地提出质疑，“唐先生所说的文字的形意声，就是一般所说的文字的形音义。……象形字固然是词的书写形式，象意字和形声字又何尝不是呢？为什么单单把象形字跟字形联系起来呢？如果从字形跟所代表的词发生联系的途径来看，象形字跟象意字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象形字所像的形跟象意字的字形一样，也是表示字义的。词并没有一个独立在词义之外的、可以为象形字所象的‘形’。”唐先生的提法并不完善，缺乏逻辑，裘先生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客观地指出唐先生的缺点和不足，从汉字的性质角度给予我们启发性的思考，使后来的学者能够在更加科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对汉字的结构进行研究。

　　并且，唐先生在《中国文字学》对象形字的定义也有一定的问题，唐先生认为：凡是象形字：

　　一一定是独体字，

　　二一定是名字，

　　三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

　　这个界定是很科学的，但是在和象意字进行划分时又显得混乱不清，裘先生在《概要》指出了唐先生的不足，他说，“上”、“下”在《古文字学学导论》划分为象意字，但在《中国文字学》中又和“□”、“○”一起划分为象形字。可这象形又与唐先生对象形所下的界定不符。

　　除此之外，裘先生认为《中国文字学》中的三书不包括假借也是不合理的。

　　通过分析裘先生概括出唐先生的三书说存在的问题有四个方面：“（1）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字留下位置；（2）把三书跟文字的形意声三方面相比附；（3）象形、象意的划分意义不大；（4）把假借字排除在汉字基本类型之外。”

　　裘先生对唐先生的“三书说”进行了批判的继承，他认为应该“把汉字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三类。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这样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比六书说要好得多。”另外，作者对其“三书说”中的表意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划分，共计六类：一是抽象字。二是象物字。三是指示字。四是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五是会意字，按其会意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六个小类：图形式会意字；利用偏旁间的位置关系的会意字；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其他（指不能归入以上各类的会意字）。六是变体字。这样的分类方法有助于解释事物的内部关系。

　　此外，裘锡圭先生还认为，少数字不能归入“三书”的范围，主要包括：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等等。作者对汉字结构进行了全面、分类细致、深入的研究。尽管这样的分类可能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有些创新的部分，例如对会意字分类中的重复同一偏旁而成的会意字和偏旁连读成语的会意字等的论述，对文字学领域的研究有莫大的帮助和价值。

　　以上三点是笔者对两本文字学著作粗浅的比较，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文字学概要》和《中国文字学》还有很多地方的观点不尽相同，限于笔者才疏学浅，不能一一进行系统的论述。即便如此，两本著作贯穿古今文字学的研究，凝聚了唐先生和裘先生研究的心血，对于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周有光.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J].中国语文，1957（7）

　　[4]詹鄞鑫.汉字学研究的总结和发展一评裘锡圭《文字学概要》[J].语文建设，1991（10）

　　[5]孙德春.浅谈唐兰《中国文字学》[J].现代阅读，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