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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金枝”的矛盾冲突中，唐代宗可谓公主和驸马矛盾最主要的解决者和操控者。当公主哭哭啼啼回家告状，郭子仪绑子上殿认错，郭嗳拒不承认的时候，代宗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然而却并没有处于一个僵化的状态。对于公主的“告状”，按理说，堂堂万人之上的天子，应该是一言九鼎，只需一句话便能了断。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剧情如此的发展，却看到了另一面，对于公主颇带赖皮的死搅蛮缠，代宗的态度显得有点将就甚至骄纵。但我们不能说他昏庸，这里所采取的恰恰是另外一种逻辑走向，即寻常百姓家父母对子女的怜爱与娇惯。女儿受了委屈，回来“告状”，在没有对事情了解清楚的情况下，暂且照顾女儿情绪，对女儿的哭泣进行合情的附和，这可以说是民间的逻辑体系，贴近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而对于驸马来讲，代宗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而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丈人，他首先仔细询问矛盾产生的根源，“驸马在宫与皇儿吵闹，为了何事”。然后在没有公主在场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批评“公主年幼说话狂”，顾全了女儿的面子。同时，代宗并没有完全肯定驸马，一方面给驸马的欺君行为寻找了一个台阶“一来是驸马带酒回宫往”，另一方面也对他提出了警戒“虽然你父功劳广，星驰汗马受过风霜。臣有功，孤有赏。因此上，将儿配与东床”。这两句话含有深意：肯定了欺君行为的不正确，这次是因为喝酒而饶恕；同时，也应该记得把公主下嫁与你是因为你父亲的功劳，应该感恩戴德。这里，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一个普通父亲对女儿不张扬的爱：不想骄纵女儿，但又害怕她受到委屈的一种矛盾心理，脱去了皇帝的面容，完全成为普通大众眼中把儿女之事“时时刻刻，刻刻时时挂在心傍”的父亲和老丈人形象。在代宗的调停和劝解下，小夫妻最终重归于好。
　　二、“打金枝”的解决结果体现了民间的道德评价标准。
　　文本中，唐王面临的问题进退维艰，一面是自己的娇生女升平公主，一面是忠臣良将兼女婿郭嗳。经过权衡，最终的结果是公主“少刻赔罪到汾阳”，驸马“孤王赐你大红蟒，忠孝牌匾挂高堂。再赐一口上方剑，巡查内外与宫墙。倘若公主情性狂，进宫来一本一本，本本奏孤王”。这个结局中，驸马占了明显的优势的结局体现了普通百姓的道德评价标准。
　　普通百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固定的风俗习惯、审美标准、道德评价等。他们长期处理的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孝”也成为了普通百姓长久以来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宫廷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礼”（特指具体的琐碎的各种礼节）。但是，正如同高明在《琵琶记》中所反映的情况一样，宫廷生活中“孝”往往被“礼”所约束，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居高位者往往不得不选择“礼”，而普通大众出于自身地位的局限性选择“孝”。剧本结尾中，驸马胜、公主败，驸马用对公主的无“礼”成全了对父母的“孝”。这种结果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是以普通百姓的道德体系作为衡量标准的。
　　三、“打金枝”的结局体现了民间大团圆的美好理想。
　　驸马和公主矛盾的解决中，不管唐王对两个人各自有什么样的惩罚和奖励，最后的结局是，二人重归于好并共同给郭子仪拜寿。这个结局并没有给读者出乎意料之喜，相反却套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普遍模式：大团圆结局。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说：中国戏曲“有团圆之趣”。纵观中国古代戏曲，喜剧暂且不提，单看悲剧：《赵氏孤儿》孤儿得以报仇、《精忠谱》最终锄奸慰灵、《祝英台》中的双蝶齐飞等无不是以喜转悲。这种大团圆的模式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如琼瑶小说《婉君》完全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在搬上荧屏时编剧对其结局进行了圆满化的改编。这说明，大团圆的结局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成为固定的模式，任何违背这种模式的作品都会被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