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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走向世界与保持民族文化

　　传统之间的张力与可能

　　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既明了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是在西方现代性历史驱动下发生并发展起来的，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五四”的反思却陷入困惑，即过于欧化的汉语新文学是否切断了与传统文学的联系。新时期以来，受拉美等国家文学的影响，一大批作家再次认识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真理性。于是“走向世界”和“保持传统”成为一种既对立又紧密地胶着在一起的共存状态。在这种共存的状态下，可以看到走向世界和保持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同时也能发现两者共存的可能性。

　　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先生以《庄子的鱼和老子的牙——比较文学的古今、中西参照的方法论》对古今、中西的方法论进行实例的考察和论证。以“庄子的鱼和老子的牙”为引子，并通过分析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明：“真正独立的理论，不能简单地以外在的直线移植，而应该在借鉴的同时，加深对自身文化和生命的内省”，认为“中国现实社会的‘务实大文本’与古代的或外国的理论‘务虚泛文本’之间存在着不应抹杀的距离”，而“距离所在，就是现代性思想原创的必要和可能的空间之所在”，由此强调从“‘枯鱼之肆’中找来的理论需要重新激活。”这种将研究方法回归到文学本体的做法，是对文学生命的一种护卫，是对当下一些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善意警醒。和杨义先生的警醒相似，澳门大学访问教授黄维樑先生注意到当下中国学术界可能存在的一种现象：“在西化、全球化的风潮中，不少中华‘后学’勇往直前，只取西经；不论西经有理无理，唯西经是尚；即使西经艰深难念，仍爱西经——这是当代中华学术界的‘过度西化’现象”。面对这种现象，黄维樑教授认为：“中外古代文论是一幅华美的织锦，其中的中国文论有龙有凤的美丽姿采。20世纪西方文论是织锦上的百花，是giltlilies，而花有真假，花茎有刺；百花烂漫，春色往往困人恼人，采花者要小心。”这种观点就不仅仅是对保持传统的一种警醒，而是对整个20世纪现代西方文论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虽然其观点有待商榷，但是其对中西古代文论在现实中的影响和肯定，从某种程度上启示文学传统之不轻易被遗弃和割断的现实。

　　而正是在文学传统很难被抛弃和彻底割断这一意义上，中山大学郭冰茹教授就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叙事传统”给予了细致的考察。正如郭教授看到的，不管“关于‘西方’如何催生并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还是“当代的许多作家也毫不讳言西方文学对其创作的滋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过程中，或曰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叙事资源的影响始终存在。”但是，在现代性视域中，中国现代小说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进行的再确认，“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客观的评价”。郭教授通过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对中国小说传统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深层原因给予考察，认为“叙事传统被切割处理无疑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理论有关”，当叙事传统超越形式和内容的分野，在当代文学中可以获得整体上的意义和再生。这种对传统叙事的爬梳，使以往过于偏重于从“西化”认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路得到纠正，正如作者提到的“如果说我们以前曾经有所偏废，那么现在需要在秩序的变化中保持某种平衡，叙事传统和西方小说一样是能够激活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当汉语的主体性越来越强时，当代文学与叙事传统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曲靖师范学院张永刚教授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巨大影响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即民族化的写作面临着市场挑剔的筛选，“我们正在为经济目的而传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目的正是为了利用它”。一旦这种经济全球化波及民族文学写作，必然“有力消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意识与民族特色，缺少深层内涵，那民族文学逐渐退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很多事物都有多面性和多种意义，当我们看到全球化对民族文学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隐含着有利于民族文学发展的因素，正如“后现代在解构崇高、消解深度、破除‘整体’与‘中心’、挑战二元对立思维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想，正是激发少数族裔文化主动向和个体自觉的有效供给。”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在提交的会议论文《渐行渐远的汉语文学》中提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疑是极具有开掘的潜力的。实际上，21世纪较有分量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打上地域性特征……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特有的文化资源，这也使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学十分不同，有着自己的文化印记。”而当“当代中国文学（这里说的主要是小说）在把自己的语言的、文化和生命存在的独特性表现得更加丰厚时，它也必然在另一条道路上相交，它真正地内在地在世界文学中，它才可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或许还是21世纪世界文学的魂灵。”

　　走向世界与保持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出现张力是一种必然，但世界文学和汉语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则再次确认，在走向世界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三、翻译文学的存在意义和归属的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都和汉语翻译文学紧密相关，正如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和澳门大学博士生杨青泉在《文本的重生：翻译文学与汉语新文学》中提到的，“没有翻译文学的大量实践，没有翻译实践所沉淀的深厚文学功力，没有通过翻译所先‘拿来’再创新的文学思维，就不会有成熟的新文学创作”。然而，汉语翻译文学的定位却一直充满争议，其归属究竟是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翻译文学存在的独立性，翻译文学不仅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文化研究的共同关注，也日益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翻译更成为考察的重点。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从文学的“权属观念”、“中介性”及“不确定因素”的角度，从文学观念层面从逻辑上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叙述；朱寿桐和杨青泉从文本的语言角度将其归入“汉语新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中。

　　朱寿桐和杨青泉在论文中分别从“翻译作为传播方式，其结果具有文本重构的意义”、“翻译作为资源凭借，对文本重新编码并予以定型”以及“翻译作为语言创造的途径，变革中国文学的文本”三个方面，对汉语翻译文学作品给予定位，这种从翻译文本的汉语形态认定翻译文学归属的观点，既是对翻译文学经常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缺席”的一种不满，更是从语言的角度对翻译文学在汉语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意义构建的肯定。正如文中所述：“经过新文学家翻译、介绍的种种努力，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重要的文学、文化、思想资源；汉译外国文学有效地开掘了现代汉语表达的丰富性，既极大地强化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力度，又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并且逐步规范了现代汉语，使得现代白话文脱离日常口语、走出日常白话的阈限，从而进入到书面语的表达体系。”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里的主角，凸显“汉语”的特性，使翻译文学被当作外国文学的错误理念得以纠正，同时也使得翻译文学这一文本存在有了合适的地位与归属，其存在意义得以确切体认。天津师范大学孟昭毅教授以《黎萨尔与20世纪中国文坛》对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启蒙主义思想家和近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何塞·黎萨尔在中国被翻译接受的情况，分析其与20世纪中国文坛的关系。早在1904年黎萨尔的《我的诀别》一诗就被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坚分子戢元丞选入“学堂乐歌”珍籍，后来得到如梁启超、鲁迅、林林、王世昭、李霁野、凌彰等的注意和翻译。黎萨尔那种不迟疑、不彷徨，敢于叫喊复仇和反抗的爱国主义精神为20世纪的中国仁人志士带来反抗的力量和奋斗的精神。南京大学李寄教授通过对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分析，认识到厨川白村写作的《出了象牙之塔》不禁是鲁迅过敏性思想的源头之一，而且其中的杂文对鲁迅后期的杂文创作及杂文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黎萨尔、厨川白村的翻译事例再次呈现了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存在意义。

　　面对翻译文学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赢得应有的地位的状况，宋炳辉教授意识到民族文学史没有给翻译文学一定地位的原因是“不仅需要在一般意义上确认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而且必须进一步解决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类的性质界定：必须在与本土创作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照中，区分翻译文学史叙述与在民族文学史中叙述翻译文学之间的不同”，同时意识到“如何在更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科际交叉整合，进而反思对文学的认知方式，拓展对文学历史的叙述空间，并激发当下文学与文学创造的可能性”等问题。宋炳辉教授首先对文学权属观念给予反思，认为翻译学科对翻译文学文化归属的理论界定并不完善，翻译文学不能仅从是中国语言的文本、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空间内生产并对其发挥作用、不属于原语文学等角度认定，而应借助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中的“动态分层与系统产品”的理论启示，认为“翻译文学可以在跨文化多元系统的视域下，为一种跨语际文化实践及其产品，争得自己虽然有限，然而又是特殊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在思维方式上引入“中介”和“不确定性”的概念，“以便在具体语境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交往的空间坐标中，确认翻译文学在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语境中的地位及其性质。”因此，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描述内涵，“除了基本的译介事件和阐释史实外，就是要发掘上述这种理解、转化和阐释的历史‘痕迹’”。宋教授对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史视野中叙述方式的探讨，是对翻译文学被叙述问题的提出，为进一步探讨这种叙述的理论资源与具体路径做出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