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上述视域在逻辑上构成了理解中国哲学的前提。作为广义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现代学术语境下的中国哲学似乎也呈现学科性与超学科性的二重品格。如果说，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内涵，那么，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
　　二、与哲学及中国哲学的以上内涵相联系的，是哲学与历史的关系。海德格尔曾将哲学史理解为“史学认识与哲学认识的合一”，这一看法似乎也注意到了哲学史发展中哲学与历史的联系。哲学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存在。然而，按其本来意义，它们首先表现为历史中的哲学沉思，是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哲学理论或学说。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所立之说，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就是说，它们首先是哲学，而后才是哲学史，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那些流传下来的文本，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的这些哲学理论的载体。不管是先秦、两汉时期还是魏晋、隋唐、宋明时期，哲学家的思想在形成的时候，都是以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学说的形式出现;从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到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都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演化，这些理论、学说才逐渐凝结为历史的形态，成为哲学的历史。从中国哲学的演化来看，每一时代的哲学家总是以已往的哲学系统为前提、背景，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思考而形成新的哲学观念。相对于已有的、历史中的形态而言，这种新的观念系统首先具有哲学的意义;从两汉到明清，中国哲学家往往以注解已往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注释过程同时构成了其哲学思考的过程。另一方面，相对于后起哲学家的思考而言，每一历史时期的哲学系统又构成了哲学的历史。在哲学与哲学史的以上演变与互动中，历史上的哲学系统本身也具有了哲学与哲学史的双重身份。由以上前提出发考察中国哲学，便可注意到，它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是一种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中国哲学的既成性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哲学，等等，都有着某种确定的内涵。与之相对，中国哲学的生成性则表明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延伸和延续的过程，从而，我们不能把中国哲学限定在某一个人物、某一个学派、某一个时期之上，而应将其理解为开放的、不断延伸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今天并没有终结，它依然在进一步延续:就中国哲学的生成性而言，我们现在所作的哲学的沉思、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哲学史对象单纯的“史”的考察，而是同时渗入于中国哲学新的形态的生成过程。
　　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作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中国哲学的研究相应地也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切入。这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与笔者一开始提到的哲学既有学科的性质、又有不同于学科的性质，具有相应性。从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一角度来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按哲学家的方式来展开;就中国哲学是存在于“历史中”的哲学而言，则又可以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它加以考察。当然，这里的区分是相对的。所谓“哲学家的方式”并不完全排除历史视域，相反，它同样需要基于历史的文献，面对历史的实际衍化过程；同样地，“历史学家的方式”也需要哲学理论的引导，否则这种研究就不是哲学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历史学家的考察方式中隐含着哲学家的视域，而哲学家的进路中也渗入了历史学家的工作。然而，从已有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来说，确实存在着侧重于哲学与侧重于历史的不同研究方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这既源于更广意义上哲学本身具有学科性与超学科性二重性质，也与中国哲学本身是历史中的哲学相关:如果说，历史学家的进路较多地折射了中国哲学的学科性以及历史维度，那么，哲学家的进路则更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规定。
　　三、步入近代以后，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总难回避中西之学的关系问题。中国与西方哲学的相遇在近代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仍要从中国哲学本身是一个逐渐生成的、不断延续的过程这一角度去理解，唯有如此，才能更具体地把握其意义。现在谈“中西之学”，往往着眼于空间性的观念：中学与西学首先被视为处于不同空间地域（东方和西方）中的文化学术系统。事实上，在这种空间形式的背后，是更具实质意义的时间性、历史性规定。后者与近代更广视域下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无法分离相一致:空间形式下中西关系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时间与历史层面的古今关系。时下，人们每每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称之为“汉话胡说”，这种表述无疑蕴含着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不满，20世纪以来谈的虽是中国哲学(“汉”话但所说却是西方哲学的话语“胡”说）然而，在这种批评的背后，似乎同时渗入了一种从空间之维理解中西哲学的趋向。就更实质的意义而言，我们与其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视为“汉话胡说”，不如将其理解为“古话今说”。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在对哲学作“今说”；可以说，“今”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汉代有汉代之“今”，魏晋有魏晋之“今”，隋唐有隋唐之“今”，近代有近代之“今”。近代之“今”，同时可以视为中西哲学相遇之后的“今”：从中国哲学的演化看，近代意义上的“今”，便以中西哲学的相互碰撞、交融为其题中之义。就“今说”而言，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等时期的哲学家们在注释、解说以往经典时，便同时展开了不同时代、不同意义上的“今说”，我们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实质上也是一种“今说”。每一时代都在不断地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说法去“说”以往的哲学，并在如此“说”的同时使中国哲学本身得到新的延续。同样，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离开这一历史的趋向。当然，“说”的方式、“说”的具体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个体那里又往往各有不同，汉儒“说”先秦经典的“说法”和佛教传入后宋明时期理学家“说”这些经典的“说法”往往不一样;宋儒对已往经典、哲学的说法与西方哲学“东渐”（进入中国）之后近代哲学家的“说法”也存在差异，但这不妨碍它们都是一种独特的“今说”，如前所述，这样的“今说”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生成、延续的历史方式。事实上，从形式层面看，中国哲学的生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今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