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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便不难注意到，我们今天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运用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来诠释已往的哲学，这本身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今说”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这种“今说”同时也表现为中国哲学在现代进一步生成、延续的具体形态: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的延续往往很难与运用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对自身传统进行重新理解、阐发的过程相分离。从实质层面看，参照、运用西方哲学概念系统、理论框架作为“今说”的一种历史方式，本身也参与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哲学生成、延续的过程。事实上，每一时代都需要对已往哲学进行逻辑重构，并由此进而展开创造性的思考，而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背景之下，这一过程同时取得了新的历史形式和特点。要而言之，就中西哲学的关系来看，中西之辩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地域性的问题，其背后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规定;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称之为“汉话胡说”，未免将时间关系（历史关系)简单地空间化了。对中西哲学的关系，如果过多地着眼于空间关系，往往会执著于文化和思想的地域性（东方或西方）从而遮掩其背后的实质含义。一般而言，时间性、历史性与绵延、统一相联系，空间关系则往往更多地突出了界限；时间关系空间化所导致的逻辑结果之一，便是抽象地在中西哲学之间划一判然之界。而就中国哲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在时间意识中把握近代西学与中国哲学历史延续或历史绵延的关系。
　　从具体的方面看，中西哲学的关系涉及现在时常论及的“格义”问题。讲到“格义”，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和翻译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所使用的不少所谓西方哲学概念，如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经验、理性、唯物、唯心等等，都以日文的翻译为中介，而日本学人在用这些概念翻译他们所理解的兰学、西学时，实际上又是以汉语为表达形式。翻译的过程绝不是单纯的语义互释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观念层面的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即有“格义”的问题。这样，就历史过程而言，首先是日本学人用汉语去“格”西方的“义”，然后再反过来，这种翻译到中国的东西又构成了我们进一步去理解中国哲学的形式，不难看到，这里包含着一种双向的“格义”，而不仅仅是所谓“反向”格义。同时，从语言的层面来看，所谓“古话今说”在某种意义上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换、衍化过程呈现同步性。哲学总是涉及言说的方式，而言说的方式离不开语言，事实上，在中国近代，较哲学形态的变迁更具有本原性的变迁，是语言的变迁，后者包括外来语的大量引入。以语言的衍化而言，如果我们把这些外来语从现代汉语当中剔除出去，那么现代汉语也就不复存在。同样，在哲学的层面上，如果将所有西方哲学的观念、表述方式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中完全加以净化，也就不会再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从觀角度看，正如我们獅当初白话运云力的反对者那样，对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换痛心疾首，我们也不必因西方哲学的概念形式渗入中国哲学的“今说”过程而过分地忧心忡忡。在警惕简单地以西方哲学去附会中国哲学、避免过度诠释等等的同时，对中西哲学相遇背景下中国哲学的“今说”，应当持理性而开放的立场。　
　　四、如前所述，中西哲学的互动、互融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哲学本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成、延续的过程。中国哲学这一延续的过程与以往(近代以前）的生成、延续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就表现在：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延续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国哲学在近代以前主要是在相对单一的传统之下发展的，这种发展在近代以后开始以新的形态出现;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参与世界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便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延续、发展的重要特点。历史地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哲学的发生，只是在近代以后才成为可能。近代以前，中西两大文明系统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发展的，明清之际虽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交流，真正实质性的碰撞是从近代开始的。只有到了近代，各个文明系统才开始彼此相遇，有了实质性的交流，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世界哲学才获得了可能性。近代以来的哲学衍化，在某种意义上便表现为一个不断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
　　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延续、生成过程，并没有隔绝于以上历史趋向。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宏观背景看，历史已经从前近代的地域性过程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这一特点在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经济的全球化使不同经济体之间愈来愈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信息化以及通讯手段、交通工具、传播方式的发展，使不同地域的人们不再因空间距离而相互隔绝，而是彼此走近，真正成为同一地球村的居民;文化交流的扩展和深化，则使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这些现象，都是以往所无法想象的。
　　另一方面，从哲学本身的演化来看，以西方而言，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的分析哲学、现象学，主要是在西方哲学与文化自身相对单一的传统下发生、发展的。中国哲学也是如此，除了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某种影响之外，基本上也是在一种比较单一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两大系统在近代以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流。然而，如果今天还拘守某种单一的资源、单向的传统，那就既离开了历史的趋向，也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家似乎呈现了自身的某些优势，后者具体表现在: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的热诚，以及实质层面上对西方哲学的把握程度，往往超过了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意愿和实际把握。这里可以将专家层面的认识与哲学家层面的认识作一区分。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熊十力、梁漱溟等而言，若从专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似乎十分有限，康德哲学的前后演化、《纯粹理性批判》不同版本之间的具体差别等等，他们也许并没有十分深入地把握，但他们同时又以一种哲学家的直觉，比较深入地切入了西方哲学某些流派、人物的主要宗旨。以专家性的标准而言，熊十力、梁漱溟等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或可提出不少批评，但从哲学家的理解来说，他们的一些看法，可能要比专家们更为深入。随着中西交流的发展，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也不断得到深化，后来的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等，对西方哲学了解的深入程度已有实质性的推进，这种趋向今天仍在进一步地发展。对西方哲学的以上理解和把握，为中国哲学家利用多重智慧展开哲学沉思提供了可能，它同时也从一个方面使中国哲学在今天的生成、延续过程具体地表现为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学无中西”就是要确立一种世界哲学的观念，并从世界哲学的角度，考察、定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在“学无中西”的视域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呈现为世界哲学发展的相关之源，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延续，也由此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M.Heidegger:Whatisathing?TranslatedbyW.B.Barton.Jrand.Deutsch,Regery/GateWay.
INC,SouthBend,Indiana,1976,p3
　　②参见[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