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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对于腐败行为如何界定，哪些是礼仪馈赠，哪些属权钱交易，哪些是利用公权力带来的信息资源谋利，这种谋利是否可允许，立法并没有细致的界定，党纪亦只是粗略地规定。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公职人员甚至是司法人员，亦没有明确清晰的认知。

　　1.利用公权力带来的信息资源进行获利是否需要规范或限制？例如，某地方首长因其公权，提前得知其管辖区域内某地块将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该地块的房产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大幅升值，因此该首长利用其合法财产投资该地块的房产，并获得了大额的收益。这样的行为是否需要

　　规范或限制？笔者认为，应以该公职人员对可能带来利益的信息是否参与制定作为标准。仍举上面的例子，如果某地方首长本人就是“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政府方案的制定者或参与制定者或提供意见者，那么基于“裁判员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理念，该首长不能利用该信息谋取私利。另外，即使公职人员并非上述人员之一，但如果其利用信息谋取私利会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重大公共利益或行业诚信，亦应当予以限制。例如某地征地拆迁办工作人员因工作职责获知上级政府将对某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为谋取私利，通过大量借贷筹措资金租用上述土地，并种植名贵植株替代以前的普通作物，后获得巨额补偿。由于该行为已造成公共利益本不应有的重大损失，亦应禁止。

　　对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余情况则不予限制，但仍应纳入财产公示的范围。

　　2.与公权力没有关联的礼仪馈赠是否需要规范或限制？笔者认为：第一，在此对“没有关联”必须做扩大解释，必须是没有任何关联，没有过去或将来关联，没有可能关联。例如，某外地商人在本地没有任何投资，礼节性拜会地方首长时馈赠礼品，就不属于“没有关联”的范畴，因为该商人在将来有可能因投资本地而得到该首长的权力回馈。第二，必须明确规定馈赠的价值界限，例如礼品市值不得超过多少，超出部分必须向对方支付对价等等。第三，该价值界限定得必须适中，不能过低而导致无法执行，不能过高而导致形同虚设。第四，对于礼仪馈赠，必须纳入财产公示范围，否则将无法监督。也就是说，即使是接受本属合法的礼仪馈赠，如进行隐瞒，亦属违法。

　　3.与公权力有间接联系的利益输送，如何限制？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大量存在着这样的例子，如没有直接权钱交易目的的“过节礼金”、烟酒、高档礼品等等，这些利益输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谋取将来可能发生的权力回馈，但事实上还没有发生。目前的立法对此行为的规制并不十分明确而细致。笔者认为，对此行为应严密法网，予以明确而细致的立法惩处。

　　三、网络反腐的问题

　　近段时间，“网络反腐”成为民间参与反腐行动的有效途径，“表哥”、“房叔”等一批腐败分子被暴露在公众注视中而受到应有的惩处。但另一方面，网络反腐的负面效应也逐渐突显，例如不符合事实的造谣诬陷也会得到迅速而无意识地传播，给本来清白的公职人员带来更大的中伤。但我们必须承认，互联网络本身并没有对与错，它只是人们进行信息传播的一种手段，是人类进步史的又一个例证。对或者错的，是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的行为。而对与错的标准，笔者认为，只能以“是否符合事实”为依据。对于当前的网络反腐，需要通过立法进行规制，对于所谓的“网络反腐”行为，其本身到底是在揭露腐败，还是在进行造谣诬陷，还是所谓的“错告”，必须也只能以“是否符合事实”作为判断的第一标准。如果信息发布者怀着一颗诬陷的心，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某官员包养二奶的信息，但后经查证，该官员恰恰又包养了“二奶”而被发现、惩处，那么对于该信息发布者，由于其发布的信息“符合事实”，就不能对其进行惩处。这样的认定标准可有效地管控、合理地引导“网络反腐”，使其成为民间参与反腐的有效手段而又不被过分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