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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纠纷的行政调解是指在卫生行政部门的主持下，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促使医患双方达成医疗事故和解赔偿协议[25]。行政调解属于第三方调解中的一种，本应是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实施结果却不尽人意[26]。究其原因，行政调解的中立性受到患者质疑，社会认同度低[27]。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的关系被人们形容为“老子”与“儿子”，因此，卫生部门作出的决定难以让患者信服。同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医疗纠纷进行行政调解前必须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存在争议的纠纷不得提交卫生部门调解。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决定主要取决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本地区医师进行，患方往往认为存在地区保护主义而做出不公正的鉴定结论[26]。
　　2.调解过分追求迅速解决纠纷
　　医疗纠纷数量日益上升，大多数地区只设有一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人员数量逐步不能应付需求量。医调委为了迅速解决囤积的调解个案，可能导致一些低质量甚至非正义的结果。以天津地区为例，调解规定自开庭之日起一个月内须调解完毕。但医疗纠纷本来就属于难以调和的冲突，要说服当事人双方接受解决方案，定下期限会否违背真实意愿，这点值得商榷。
　　3.调解经费来源
　　由于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是崭新的尝试，因此国内可以借鉴的经验比较少，大部分地区制定适合自身的规则并施行。在调解机构运作的过程中，伴随着资金的需求。然而各地的规定有利有弊，上海地区医调委不收取任何费用，调委会成员每月领取一千元的薪资与少量交通补贴，待遇的低廉难以留住人才[15]。南京医调委由企业进行运营，收取五十到上千元不等的调解费用，此举虽可以保证中心的运作经费，但营利性调解难以为患者所接受。天津地区采用营利性机构参与模式，由企业与仲裁机构合作成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按赔付金额收取10%的费用，并且调解协议一裁终局。高昂的费用与诉权的限制使天津地区医调中心处于尴尬的局面，该中心成立半年来才调解一宗纠纷，成绩实在差强人意。北京地区采取人民调解委员与保险公司合作的形式，中心经费从医责险部分进行拨付。这种方式解决了经费窘困的局面，但其中立性受到患者质疑，赔付由保险公司负责，会否出现“惜赔”的情形，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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