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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法治如果意欲成为真实的法治，便不可能完全指望从历史上的法治样本中寻求现成答案。法治中国是以法治文化遗产为源泉和养分并通过创造性转换而对未来中国法治蓝图的总体勾画，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多元性。法治中国是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并进行创造性地转换而来的，无论是古希腊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还是近代西方“法律的统治”的理念，无论是古代中国“以法治国”、“事断于法”还是近代中国民主立宪、自由平等的传统，特别是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宝贵精神财富，都构成当今法治中国建设的价值渊源，而社会主义核心法律价值观则是法治中国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二是开放性。法治中国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对法治的开放态度，从“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国家”直到“法治中国”一次次境界的升华、价值的提升，无一不彰显出法治的开放性。但是，时至今日，抽象地讨论历史知识已经毫无意义。法治中国应当在治理情境、治理导向、治理目标、治理难题诸方面契合实际。法治中国所欲解决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通过制度革新与重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合力。透过法治解决好贫富、城乡、经济与社会、人与环境、国际与国内发展这五大不协调关系，需要的是政治智慧，更是法治智识。
　　(二）空间维度。从空间维度看,法治中国是从封闭的本土法治走向开放的全球法治、为单_的中国语境引入国际视野的产物。如果依法治国的提出，为治国方略的选择带来了革命性的飞跃，那么，法治中国的构建，必将有助于在根本上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传统形象，以独有的法治竞争力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而只有通过拓展依法治国的范围与空间，在比较中甄别、在甄别中选择，才能实现法治的中国元素与人类共性的有机整合，最终强化自身的治理能力。可见，法治中国在空间上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凸显出浓厚的全球价值色彩。其价值目标具体表现在：
　　其法治话语权。法治中国体现了工具性力量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从工具性上看，法治中国昭示我们，必须谋求中国法治的世界性意义，建构与强化法治的中国声音，学会运用并牢固掌握中国的国际法治话语权。而从目的性上讲，法治中国的终极关怀不会囿于法治自身以及世人对中国的法治评价上，而是法治的外部性关联即对中国的发展究竟发生了何种性质与程度的价值功能。所以，工具性的法治话语权和目的性的法治发展权的有机结合是全球大背景下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对国际事务、双边和多边关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应当具备通过法律的方式发表意见、表达诉求、维护权利的能力。“像枪和金钱一样，话语是一种具有其自身特征的社会力量。话语的结构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包括比如自由、权利、男人、公民这样的一些术语。围绕话语的斗争涉及到容许收入词汇表的术语，以及使用它们的方法、时间和场合”。可见，话语权是以自由为表征的权利和以命令为特征的权力的统一体。在法理上，话语权是_种消极权，也是一种积极权。法治话语权不仅赋予主体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权利，还让其享有积极作为以对外界进行干预、调整与控制的能力。法治中国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法的层面，也非单纯的国际法层面，还应当从跨国法、国家间法律的意义上来理解与实践,从而实现国际与国内法在主权原则下的高度统合。为此，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改变过于注重外交、军事、政策之类的非法律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做法，更多地依靠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分析国际问题、化解世界矛盾、推进全球文明，增强国际事务处理中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定义权。
　　其二，法治治理权。法治中国展示了法治的宏大叙事与微观分析的一致性。就治理而言，法治是一切善治的根本依据和保障。尽管国际社会奉行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但法治始终是不同治理模式所通用的治理手段。如果不懂游戏规则、不知法律技巧、没有自己公认权威的国际裁判机构，就不可能在国际纷争的解决中占据主动地位;而如果没有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与主导权，那么势必会输在起跑线上。在所有的话语权与竞赛活动中，对话的实力至关重要，它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还有巧实力。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巧实力”（SmartPower),即如何运用硬实力（HardPower)和软实力（SoftPower),以提高其在国际行动的合法性，巩固国家的全球领导地位。其中，规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一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有可能更少改变自己，而且无需使用强制性的硬权力从而降低自己的代价”瑣。而从法理上讲，规则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与表现，一切法律规范都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内容的行为规范。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是一种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发展总实力的最重要战略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