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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太史公的天地意识宇宙观，我一直认为世界与宇宙是有区别的，世界是当下，是平面的，世界观不等于宇宙观，宇宙是无限的时间与空间，在西域瀚海人很容易消失在时间与空间中，人更接近于宇宙天地。在群山草原大漠体验天人之际古今之变，那种天地人宇宙一体绝不是概念与理论而是生命本身，这正是《史记》的魅力所在。文学是有根的，但这根必须穿越地域，伸向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不同的年代读《史记》会有不同的感受，少年时钟情于刺客游侠列传，喜欢贝多芬《英雄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青年时钟情于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喜欢贝多芬《命运交响乐》；人到中年就喜欢孔子世家，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喜欢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再回到当初的《报任安书》，就沉浸在拉赫马尼诺夫的忧伤与马勒的孤独中。人在绝域中肯定是孤独的，马勒最接近太史公，他们都挣扎在生与死之间而无法排解。马勒与西贝柳斯有过一次交流，马勒说，交响乐必须涵盖整个宇宙。西贝柳斯只求形式上的完善，后来西贝柳斯越写越短直到写不出来，而马勒越写越长，晚年写出《大地之歌》，大量引用唐诗，据说灵感来自李白的“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的激情与浪漫得之于屈原也得之于在中亚草原的金色童年。在《史记》的参照下读《江格尔》《玛纳斯》《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蒙古秘史》，就会在写作时不直奔主题不刻意追求意义，而醉心于意思意味情调情趣这种恢弘大气的弥漫到宇宙天地万物与生命本身每个细微之处的元素。于此相连的肯定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历史》又叫希波战争史，记录波斯与希腊联邦的战争过程，却涉及到那个时代作者所了解到的欧亚非三大洲交会处各个民族的历史，绝不是信史，更像一部道听途说的小说，简直就是野史大观，见证了那个时代人类巨大而强烈的好奇心。《历史》以“奇”见长，猎奇，从野史杂谈到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神话不同于迷信，迷信遵从天命，让人逆来顺受，而神话里的人是反抗者，抗天命，不认命。太史公不认汉武帝侮辱性的惩罚，以文王孔子左丘明自况，忍辱负重写《史记》，宋以前的中国人就是这种气度。周秦汉唐被鲁迅称为没有奴性的真正的“中国人”，与西方的希腊罗马相比毫不萎缩的刚直有为的中国人。好奇心的丧失意味着想象力的丧失，意味着生命走向封闭。唐传奇有奇到宋笔记小说全是老人意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胃口没有了，追求平淡，人人都爱老头乐，顿顿都吃豆腐脑。希腊也是如此，希罗多德以后，修希底德跟班固写《汉书》一样开始了严谨精确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的光辉消失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从北方山区横扫肥沃文明的沿海城邦，文化猎奇变成战争奇观，希腊的众神开始倾向罗马的武功，效率实用开始风行。

　　东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同样不直奔主题，枝枝蔓蔓道尽人世的丰富与庞杂，叙述中常有描写，甚至停顿下来大写特写。《红楼梦》得《史记》的真谛，把少男少女们与天地众神宇宙万物勾连在一起，不那么僵化地写大地，人不是赤裸裸的，人要穿衣吃饭，人与周围的万物息息相关，小说中的人尤其如此，人有巨大的生命力，辐射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从《红楼梦》溯流而上的《桃花扇》《西厢记》就单调简单，把有机的生命变成无机世界，个个像排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用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宇宙人生”，可谓得《红楼梦》之真谛。从“易经”的万物一体，到庄子的齐物论到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到曹雪芹的“宇宙人生”，从女娲娘娘开天辟地写起，太虚幻境投射到大地上的大观园，这种上天入地的打通天地人的意识应该是真正的中国小说精神，远远高于英国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的扁型人物与圆型人物之辨。中国小说要说源头的话，应该从《史记》开始。对我来讲，经典是彼岸可望不可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