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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结构不合理，“同质化”现象严重中国期刊结构不合理人所共知，这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严重弊端。比如医学类期刊数量就达1100多种，占科技期刊的四分之一。社科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期刊，“同质化”现象也非常严重。中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大约有1500家，综合类的期刊就占了相当比例。编辑方针的趋同，编辑模式的趋同，栏目设置的趋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趋同。大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面面俱到，重复出版造成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严重影响社科学术期刊整体质量的提高，也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兴趣。

　　3.数字化和杂志书的前后夹击数字化出版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期刊的格局。2008年国内期刊网站达到580家，电子期刊总量已经达到9000种，年产值达到7.6亿元。目前中国有三大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中国知网目前服务的读者超过4000万，在海外机构用户已遍布美国、德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等500多家。CNKI旗下的中国期刊网，收录约8000种期刊全文，是我国最大的期刊数据库。万方期刊集纳了理、工、农、医、人文五大类约6000种学术类期刊全文。这三大数字期刊数据库，占据了全国电子期刊市场90%以上的份额。在这些数据库中，期刊正在扔掉纸张这沉重的外衣，而独立以数字化形式存在；文章则试图挣脱结构性的目录，而独立以数字化特征被检索。我国传统的学术期刊“走出去”的不多，但学术期刊数据库远销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而且需求量越来越大。

　　面对网络“期刊矩阵”的“圈效应”（即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打破刊与刊、期与期界限，以规模化存在形成联动和辐射，提高接触率和阅读量），期刊社很不满意的是交给数据库的内容是完整的，但进去之后却被割裂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就说：“任何一家期刊，在这些库中都不再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封面、目录已与正文割裂而基本消失，剩下的就是一篇篇论文，而这些论文也已被拆散而分置于各个专题库中，以最常见的方式检索，如题名、作者名、关键词，所得到的是来自各种期刊的一篇篇论文。

　　因此，这样的数据库对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已不仅仅是介质上的——纸本的还是电子的，而且，更是实质上的——期刊不见了，因期刊而存在的刊物特色、编辑思想、编排风格、专栏结构、各专栏间的呼应对话统统不见了。社科期刊这一独立存在的个体已迷失在网络的海洋之中。”学术期刊沦为初级资源提供者的角色，编辑与主编的创造性劳动被彻底消解。

　　对于社科学术期刊来说，不仅前有堵截，而且后有追兵，这就是杂志书的威胁。杂志书又称mook，是杂志（Magazine）和图书（Book）的结合体。“杂志书”这个概念，上世纪90年代从日本被引入中国台湾，随后进入大陆。近两年，青春文学、人文系列、心理和悬疑类作品的渗透，成为最新趋势。有专家认为，杂志书正在成长为与图书、杂志并列的第三大出版类型。1996年底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系列丛刊《老照片》的出版，应该是国内杂志书出版的发端。《老照片》首印1万册，很快加印，最多达到30万册。到今天，这个有14年历史的杂志书已经出版70多辑，并且开始出珍藏本，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200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经济学家茶座》，是国内第一本经济学杂志书，发行2万册，受到了广泛关注。此后，当《批评家茶座》《法学家茶座》《社会学家茶座》《艺术家茶座》《历史学家茶座》全面铺开时，“学者茶座”系列杂志书的品牌也牢牢竖立起来，而延续性的出版特性为这个品牌培养了一批长年忠实追随的读者。此外，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中国书评》《温故》、中信出版社的《比较》、上海人民社的《今日先锋》等都是某个学者做主编，凭借大量的学术资源，走专业化、小众格局的路子，居然也办得有声有色，在专业圈内形成良好的品牌形象。2006年是“杂志书”发展比较生猛的一年：郭敬明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最小说》，以低价位走市，以青春小说主打，赢得庞大Fans群的追捧，单期最高销量达到50万册。2008年，上海《译文》杂志在出完第6期后，悄然停刊。业界认为《译文》停刊主要是由于纯文学市场狭小导致的长期亏损所致，并称文学期刊已进入“寒冬”。

　　但与《译文》停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小说》2008年全年总印数突破600万份，总码洋达6000万元，创下近年同类杂志销售新纪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青春文学第一刊”。张立宪主编、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读库》，占据“中篇读本（5千～5万字）”的出版空白点，举凡人物、纪实、小说及关于阅读、观影、爱乐等各类文字都可入“库”，选稿的标准是：要细节，要故事，要人物；不要观点，不要结论，不要评判；有趣、有料、有种（个性）。《读库》每期销量稳定在15000册，令人刮目相看。

　　我国期刊实行的是“审批制”管理模式，期刊号便成为一种“行政性垄断”资源。由于刊号不好审批，“杂志书”便受到有识之人的青睐，成为打“擦边球”的连续出版物，经过近20年的打拼，变成了一种不可小觑的出版形式。这对社科学术期刊来说，无疑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处境更为艰难。

　　4.学术水平不高，影响力小近年来，中国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于世界第一。然而，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却排在世界100名开外。在内容上，真正能反映国内领先水平、国际前沿成果的论文凤毛麟角。另外，科技论文“唯国外发表”的评价模式，导致国内学术期刊约不来高质量、高水平的文章。科研评价体系“授柄于人”，危害有三：一是大量优质稿件外流，导致我国学术期刊在整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二是学费昂贵，我们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要交钱，我们国人阅读那些文章还得再花钱；三是我国的科研跟着国外的指挥棒转，不仅任人宰割，而且缺乏安全。当前，学者抄袭、剽窃、造假等不端行为严重，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问题突出，学术评价标准政出多门，最后导致“学术是学术的墓志铭，造假是造假者的通行证”。权、学、钱之间的“三角贸易”，使学者丧失了人格，学术出现了虚假，期刊失去了公信。

　　三、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出路

　　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4月制定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闻出版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截至2010年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的148家出版社转制工作全部按期完成。103家高校出版社中，除新疆大学出版社外，其他高校出版社已经完成转企改制任务。

　　2009年以来，新闻出版总署对我国期刊业状况也做了较大规模和范围的摸底调研。在此基础上，将分类改革与加快报刊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按照做强做大一批、整合重组一批、退出停办一批的原则，推动报刊资源向优质报刊出版单位流动。社科学术期刊参与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但究竟如何改革？众说纷纭。这里谈几点不成熟看法，供相关部委管理层和期刊界同行参考。

　　1.分类改革

　　期刊既有文化属性，又有产业属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期刊业必须分类改革。要区分出版单位的公益性、经营性两种不同功能和不同性质，以功能定性质，以性质定体制，以体制定机制。对于公益性出版单位，比如《求是》《中国统一战线》《中共党史研究》等，重点要在强化内部管理机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改革上下工夫，建立健全考核、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发公益性期刊的自身活力，增强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对于面向市场的经营性期刊，比如《时尚》《瑞丽》《家庭》《知音》《财经》《三联生活周刊》等，有的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完成转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调整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增强吸纳资本和人才的功能，做成大刊名刊。

　　社科学术期刊比较复杂，近3000种期刊分布在四大板块：（一）社科院、社联及其下属单位主办的期刊。这是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重镇，大多数期刊的内容扎实、质量上乘。《中国社会科学》《考古》《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刊，基本反映了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二）高等院校及其科研机构主办的学报和专业期刊。这是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主力，每年刊载论文不少于18万篇。办得比较好的是《文史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等刊，所刊载的论文能够产生较大影响。北京大学主办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教学与研究》、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政法论坛》等专业性期刊，也颇具特色。有相当数量的学报办得差强人意，没什么学术影响，以至于有“学报产生垃圾”的诟病。（三）中央及地方党政部门和专业研究机构主办的期刊。这部分期刊分为三类：一是工作指导类。如国家保密局主管的《保密工作》、国家广电总局主管的《中国广电》、国家外国专家局主管的《国际人才交流》、教育部主管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的《当代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管的《政治指导员》、北京市委主管的《前线》、贵州省委主管的《当代贵州》等。二是学术类。如《管理世界》《中央党校学报》《宏观经济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藏学》《党的文献》《中国行政管理》《西域研究》等。三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期刊。如《中国财政》《中国金融》《中国审计》《学习与研究》《宏观经济管理》《中国宗教》等，既有工作指导性质，又有较强的学术性。（四）中央新闻出版机构、出版集团主办的期刊。这类期刊数量不大，但专业性强、影响大，有的已经是品牌期刊。如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光明日报主办的《博览群书》，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新华文摘》，文物出版社主办的《文物》，上海辞书出版社主办的《辞书研究》，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读书》，山西出版集团主办的《编辑之友》，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书屋》等。

　　由于管理单位体制不同、身份属性不同、改革阶段不同、工资待遇不同、服务群体不同，因此对这些期刊的改革不宜一刀切，而要充分调研，精心设计，分类改革。对社科学术期刊的改革，应分为三部分：一是事业单位主办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包括一些基础学科、前沿学科，继续实行事业体制。二是企业法人主办的公信力差、影响力小的综合性、专业性期刊，要转为企业，确立市场主体地位。三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学术质量极差、靠收取版面费生存的少部分期刊，要实行退出机制。

　　2.设立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

　　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存在“四个缺乏”：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的战略规划，缺乏择优扶持的长效机制，缺乏国家级重点项目的支持和引导，缺乏国家对学术期刊的财政专项经费支持。新闻出版总署正在研究设立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以完善学术期刊的出版保障机制，加大对学术期刊出版扶持力度，提高学术期刊出版质量，优化学术期刊发展环境和学术生态，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总体竞争力。总之，不能把学术期刊再作为一个简单的行政部门来管理，而是要把其放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大背景、大视野、大工程下给予高度的重视。

　　根据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提交的《关于设立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的提案》，其中有五点建议，应特别引起期刊界的注意：

　　第一，建立“国家重点学术期刊”遴选与动态管理机制。通过政府主导，设立专门项目，建立“国家重点学术期刊”遴选标准和选拔机制，优中选优，集中力量扶持一批瞄准国际先进期刊阵列的“重点跨越”学术期刊，20个左右，培育一批具备国际水平、有潜力快速发展的“重点培育”学术期刊,约200个。

　　第二，推进建设重点学术期刊学术质量保障体系。支持重点学术期刊面向海内外选拔学术带头人担任主编，进入编委会、编辑部队伍；面向海内外组织高质量稿源，建立国际化的审稿人队伍、作者队伍，不断提高稿件内容的学术质量水平；支持重点学术期刊远程编审系统国际化，改造或使用国际通行的远程采编系统，引进国内外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保障同行评议的审稿质量和审稿效率。

　　第三，全面推进重点学术期刊传播能力建设。支持重点学术期刊自建或参与重要的国内外出版发行渠道、发行平台，扩大刊物在海内外科学界的直接影响力；支持重点学术期刊建立自主门户网站或参与学科门户、地区重大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提高重点学术期刊网络发布能力，提高重点学术期刊国内外网络影响力；支持重点学术期刊开展外语版本出版，支持我国特色研究代表性成果的外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