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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内生产总值(GDP)该变量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总的价值,也体现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其潜在的供给能力或需求能力也就越大,因此认为一国的经济规模与文化商品的贸易流量成正比。

　　(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erCapital)

　　该变量是一个国家在核算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该国人口数的比值,可以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一国的福利水平和购买力都会通过人均GDP表现出来。居民购买力越高的国家,贸易量也就越大,因此预期贸易对象国的人均GDP会对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起正面的作用。

　　(3)地理距离(Distance)

　　该变量用来衡量两个国家之间数千公里的地理距离,会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交易成本指签订并执行合同的成本,主要反映在运输成本的高低。因此,与贸易对象国的较大地理距离会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产生消极的影响。

　　(4)文化距离(CultureDistance)

　　该变量用来衡量两个国家间居民偏好、习俗、价值观、信仰和道德观念等的不同而形成的心理距离。预期国家间日益增加的文化距离对他们之间文化商品的贸易流量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其会使贸易变得复杂化并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文化可以分为5个维度,代表世界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征。通过对遍布全球50个国家和3个多国地区的117000名IBM员工在1968年和1972年自我完成问卷的收集整理,用32个与工作相关指标的量表来完成对各个维度数值的测量,可以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文化上的差异:

　　①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社会群体内人际间的平等或不平等程度,亦即“一个国家内机构和组织中权力较弱的成员期望和接受权力分配不平均的程度”。

　　②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对于确定性的偏好程度,亦即“一种文化的成员感到不确定和未知的情况的威胁的程度”。

　　③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versuscollectivism)。即个体或集体取向的程度,范围从“个体间的联系很松散的社会”到“人从出生开始就被纳入强大的一体化的凝聚力的社会”。

　　④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masculinityversusfemininity)。即男性与女性的相对影响力程度,范围从“社会性别角色有明显不同的社会”到“社会性别角色有所重叠的社会”。

　　⑤儒家的精神动力(confuciandynamism)。价值判断中对于长远价值的信奉程度,范围从“长期倾向性”到“短期倾向性”。

　　两个国家间的文化距离是两国在上述5个文化维度上的距离的综合考虑。由于上述5个方面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所以,两国间的文化距离不能简单地采用5个数据相加而得到。Kogut＆Singh基于霍夫斯泰德框架的前4个维度之间的离差发展了文化距离的综合指数,将这一指数扩展到5个维度的函数表达式为:CDj=Σ5i=1(Iij-Iic)2/Vi5(1)上式中,CDj代表某一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距离。Iij代表第j个国家或地区的第i个文化维度值;Vi是所讨论的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值所构成的指数的方差,c代表中国大陆。这样,知道了所考察的国家或地区和中国大陆在5个文化维度上的值以后,就可以分别计算出中国大陆和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

　　(5)陆地面积(LandArea)

　　该变量衡量一国以一定单位表示的陆地总面积。广阔的国土面积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相对较多的人口和接壤国家,有利于文化商品的跨国流动;另一方面,广袤的地域也是一个大国的地理象征,拥有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和吸纳。因此,预期一国的陆地面积与文化商品的贸易流量呈正相关的关系。

　　(6)贸易条件(TermsofTrade)

　　该变量是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当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时,其贸易条件的值变小,贸易条件改善,有利于出口。因此,本文预期对象国的贸易条件与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存在着负相关。

　　(7)科技应用水平(InternetUser)

　　本文采用互联网使用率(即每100个居民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比例)作为衡量一国科技应用水平的指标。随着新的国际信息传播手段的兴起,文化商品的消费对科技应用能力的要求逐渐提高,因此较高科技应用水平的国家会对文化商品有较大的需求。本文预期贸易对象国的互联网使用率与中国的文化出口正相关,即互联网使用率越高,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文化交流、了解国外不同文化的机会就越大,对外国图书、电影等文化商品越可能产生兴趣和需求,文化进口将会增加。

　　3.虚拟变量

　　(1)共同的语言(Con-language)

　　该变量解释贸易伙伴间共同的语言是否会对文化贸易规模产生影响。共同的语言使搜集信息、建立业务关系和签订合同等贸易过程简单化,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会对两国的文化商品贸易额有正向的影响。此外,如果两国的语言相同或相似,文化背景越可能有相通之处,就意味着一国出口的文化商品越容易为另一国民众所接受和喜爱,文化商品的贸易规模也就越大。

　　(2)同属某一自由贸易区(Con-FTA)

　　贸易优惠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消除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关税。Tinbergen曾经证实过两国间存在贸易优惠政策对扩大贸易规模有积极的影响。此外,由于文化贸易涉及民族文化主权的独立性,贸易对象国采取的保护性贸易政策将严重阻碍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本文采用贸易两国是否属于同一自由贸易区作为衡量贸易优惠政策的指标,并预期属于同一贸易区的两国间的文化贸易规模有可能更大。

　　(二)数据来源

　　就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来看,所需数据总体上讲包括两个方面,中国与各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文化产品贸易额以及体现一国综合国力的各相关领域宏观数据。关于第一个方面,中国历年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的文化产品数额可以通过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的数据整理得到;关于第二个方面,各国的相关数据则大部分可以在联合国统计署的普通统计数据库中查到。具体变量数据来源情况如下所示:

　　(1)模型的因变量是1992-2008年中国对文化产品出口前9位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额。该变量的数据全部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得到UNESCO分类下的7类核心文化商品(精确至SITC.3的5级编码)在17年间的贸易数据,并由此加总整理成153组国别总体数据。

　　(2)自变量———GDP———各国历年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2009》,采用以美元为单位的当期币值为统计基础。

　　(3)自变量———人均GDP———历年数据均来自联合国统计司的主要国民经济总量核算数据库,以当期价格为统计基础进行估算。

　　(4)自变量———地理距离———数据从世界城市经纬度查询系统中获得,以两贸易伙伴国经济中心之间的最短距离为准。

　　(5)自变量———文化距离———数据根据Kogut＆Singh的综合指数公式,采用霍夫斯泰德教授官方网站提供的不同国家的文化维度数据计算得到。

　　(6)自变量———陆地面积———各贸易国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2007年更新的数据,单位为1000公顷(Ha)。其中,缺失的中国香港的面积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的人口学统计数据库,统计指标为总表面积,将单位由平方公里换算为公顷得到。

　　(7)自变量———贸易条件———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2009》,为国际间商品贸易的贸易条件,其中部分国家2008年的数据缺失。

　　(8)自变量———科技应用水平———数据采用估计的一国互联网用户比例(单位:个/百人)为指标,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的世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TCI)指标数据库。

　　(9)对于虚拟变量———共同的语言,如果两个贸易伙伴使用同一种语言,该变量赋值为1,反之,则为0;本文中将中国香港地区赋值为1,其他国家赋值为0。

　　(10)对于虚拟变量———同属某一自由贸易区,由于所研究的9个国家和地区都未与中国加入同一个自由贸易区,因此根据其是否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为标准进行赋值;本文中将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赋值为1,其他国家赋值为0。

　　(三)回归方程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