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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典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源自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其将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量和两者之间的距离联系起来。20世纪40年代JamesStewart首次将引力应用于社会科学。而最早将其应用于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其用引力模型预言两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是两国经济规模以及两国之间距离的函数。经济规模用GDP来衡量;距离一般是测量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绝对距离),也有的研究测量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与它们和其他贸易伙伴距离的比值(相对距离),并有若干具体表述的统计形式。基本模型是:Tij=A·[(Yi,Yj)/Dij](2)其中,其中Tij是双边贸易额,为进出口的总和;Yi是国家i的GDP;Yj是国家j的GDP;Dij是国家i和国家j的距离;A是比例常数。由此对应的一个标准的引力方程式有如下的形式:lnTij=a0+a1lnGDPi+a2lnGDPj+a3lnDij+εij(3)至今,引力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研究,其大受欢迎应归因于以下几点:原理简单、数据适用、模型容易被用于计量研究。通过学者的努力,模型被不断扩展,增加了相对距离测量、人均GDP、陆地面积等变量,并加入了被认为影响贸易流动的虚拟变量,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边界和国家间的历史关系等。

　　2.回归方程构建在经典引力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以上文化产品贸易影响因素,本文构建对数回归方程如下:Ln(Excjt)=α+β1Ln(GDPct)+β2Ln(GDPjt)+β3Ln(GDPPCct)+β4Ln(GDPPCjt)+β5Ln(Dcj)+β6Ln(culDcj)+β7Ln(AREAj)+β8Ln(TERMjt)+β9INTjt+β10CLANcj+β11CFTAcj+μcjt(4)其中,Excjt代表中国在t时间向j国(或地区)的文化商品出口额;GDPct代表中国在t时间的GDP;GDPjt代表j国(或地区)在t时间的GDP;GDPPCct代表中国在t时间的人均GDP;GDPPCjt代表j国(或地区)在t时间的人均GDP;Dcj代表中国与j国(或地区)经济中心之间的最短地理距离;culDcj代表中国与j国(或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AREAj代表j国(或地区)2007年统计的陆地国土面积;TERMjt代表j国(或地区)在t时间的商品贸易条件;INTjt代表j国(或地区)在t时间的互联网使用率,无需取用对数的形式;CLANcj是虚拟变量,CLANcj=1,j国(或地区)可以用中文交流,CLANcj=0,j国为非汉语国家;CFTAcj也是虚拟变量,CFTAcj=1,j国(或地区)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CFTAcj=0,j国(或地区)不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α是常数项,β代表影响系数,μcjt为误差项。

　　五、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及其2003年出口文化商品前9位的贸易伙伴为研究对象,依次为美国、中国香港地区、荷兰、日本、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它们代表了中国2003年文化商品出口额的88.1%,且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中国文化商品出口前9位国家之列,用来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对样本的基本分布特征有一个总体的了解,首先对面板数据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总体表示9个国家17年间各变量的总体情况,组间表示9个国家各变量之间的差异情况,组内表示9个国家各变量的自身变化情况。

　　可以看到,对出口这一因变量来说,总体差异较大,且各国家间出口的差异情况要小于一国内各年度出口额的波动。17年间,各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购买力也有较大的波动,从最小值和最大值可以看出,国家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此外、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国土面积、贸易条件、科技发展水平等自变量也呈现较分散的分布态势,有利于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对于是否使用共同语言,以及是否同属某一自由贸易区这两个虚拟变量的统计,不难得出,9个所研究的国家和地区中,仅有1个地区与中国使用同一种语言,而有6个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同属某一自由贸易区。

　　(二)各影响因素自相关分析

　　对中国文化贸易作影响因素分析时应注意,无论是经济、政治、科技、地理或者文化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影响因素的变化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他因素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中国文化贸易的流量。为了避免模型所选择的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明显而导致多重共线性,接下来对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

　　一般而言,按照相关系数的大小对影响程度进行界定,需要注意的相关程度为50%,几个需要关注的变量为:

　　(1)中国的GDP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度最强,接近于1,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购买力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关性;此外,各国的GDP以及人均GDP之间也有较强的正相关,均大于70%,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紧密,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

　　(2)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之间的相关度为64.96%,这可能是因为较远的地理距离,会带来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交易管理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性较低,相应的文化距离也有较大的差距。

　　(3)国土面积和地理距离之间的较强的相关性,恰能说明广阔的国土面积意味着国家间相对较远的地理距离,也必然带来运输成本的增加。

　　(4)科技发展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计算机拥有率与一国的GDP和人均GDP都有较强的相关度。

　　(5)是否使用共同的语言这一自变量与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的相关度分别为-0.5385和-0.8851,说明地缘关系越近的国家和地区间,使用相同或者相似语言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共同的语言必然意味着相似的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正相关性。

　　(三)模型回归分析

　　将中国对9个国家和地区在1992-2008年间的文化贸易面板数据带入模型,分别采用混合回归和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回归,对混合回归进行B-P检验,得到的Prob>F=0.0000,说明拒绝原假设所犯错误的概率为0,因此,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说明变量存在着异方差。随后使用稳健的标准差(RobustStandardErrors)对OLS回归结果进行调整,调整后各自变量的标准误略有减小,进行怀特检验得到Prob>F=0.0726,可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在90%的置信度下接受同方差假定。在对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回归进行B-P检验后,得到Prob>F=0.6420,说明拒绝随机效应所犯错误的概率为64.20%,因此认为应当采用随机效应。

　　可以看到,在稳健标准差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中,均得到Prob>F=0.0000,说明在0.01的置信水平上自变量是联合显著的,拒绝了各自变量系数同为0的原假设,即在各自的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对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规模具有联合显著的影响。两个回归中得到的R2均大于0.85,即回归中包含的自变量至少解释了85%的因变量的变化,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为理想,模型中所选取的因素对文化贸易流量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

　　混合回归及稳健的标准差调整后的回归中,均将年份作为虚拟变量两个回归中得到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别不大,中国GDP和中国人均GDP对文化商品出口的影响均不显著,稳健标准差回归中的互联网使用率影响也不显著,而其他的变量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文化商品的贸易流量有显著影响。

　　以下就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1)中国GDP的回归系数为1.336,但是该变量不显著,说明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中,经济的增长与文化出口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国内对出口产品的较强的供给能力并不会对出口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象国对应的回归系数为0.488,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说明贸易对象国的GDP每增加1%,中国对其的文化商品出口就增加0.488%。这也验证了最初的假设,即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越大,潜在的文化进口需求越大,越有利于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

　　(2)中国人均GDP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与预期不符,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居民购买力对文化商品的出口没有显著影响。对象国对应的回归系数为3.624,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说明贸易对象国居民的购买力每增加1%,就可能会对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带来3.624%的增量,即对象国居民的购买力提高,会显著增加对中国文化产品的进口需求,需求收入弹性较大,符合预期。

　　(3)地理距离对应的回归系数为-1.641,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即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相对地理距离每增加1%,贸易流量就会减少1.641%。这与预期相符,说明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越大,由于运输和远程沟通等原因,对应的交易成本越大,文化商品的贸易规模就越小。

　　(4)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为2.906,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每增加1%,文化商品的贸易流量就会增加2.906%,与预期不符。这可能是因为文化距离越大的国家间,民族文化和习俗等差别就越大,对外来文化的好奇和兴趣也越强烈,就会进口更多的文化商品。另一方面原因在于,比起在他国直接投资生产文化商品而言,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出口来服务文化距离远的市场。

　　(5)陆地面积的回归系数是0.537,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广阔的国土面积作为一个大国的地理标志,体现了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和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更有利于文化商品的流动,与预期相符。

　　(6)贸易条件对应的回归系数为-2.494,且在0.05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贸易对象国出口商品单位价格与进口商品单位价格的比值越大,贸易条件改善,则对外国文化商品的进口额就会越少,即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规模就会减少,符合预期。

　　(7)互联网使用率对应的回归系数是0.029,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说明对象国互联网使用率每增长1%,其与中国的文化贸易量就增加0.029%。一般来说,一国的互联网使用率越高,说明该国的科学技术越发达,相应的科技应用水平越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高,对于文化商品有较强的需求偏好和消费能力,文化进口需求越大。

　　(8)使用同一语言对应的回归系数是14.691,且在0.01的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这说明中国与熟悉中文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贸易,更有利于文化贸易规模的扩大,这也与预期相符。对于使用语言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其在历史渊源、文化认同、人文环境上具有一定的共通点,对文化商品会有相同的偏好,容易进行交流和沟通,也更有利于文化商品的贸易。

　　(9)贸易优惠成员国待遇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与预期不符,可能与虚拟变量的赋值有关。由于目前中国加入的自由贸易区有: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CEPA)、亚太贸易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区等,而研究对象的9个国家和地区,除香港外均不属于以上自由贸易区,因此在计量模型中将该虚拟变量以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标准进行赋值。由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只是一个松散的经济合作论坛,不具有自由贸易区所具有的成员国贸易优惠强制政策措施,因此赋值的不准确性可能导致了回归结果与预期的不符。

　　六、结论

　　本文选取1992-2008年间中国与9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贸易流量以及相关自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目的在于确定经济规模、居民购买力、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国土面积、贸易条件、科技应用水平、语言、贸易优惠政策等变量是否以及会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文化贸易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