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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取向问题。少数民族作家的价值取向是困扰批评家的一个症结所在。比如关于族性认同上，我们至少就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竭力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属性，自觉意识到是为本民族书写。他们基于对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迅速衰微的焦虑，出于一种挽狂澜于既倒的拯救民族文化的雄心，自认为作为一个文化人对本民族文化负有责任的作家们，不遗余力地为本民族呐喊讴歌，以自己的绵薄力量负起文化守护的崇高责任。因为自我道德上的优势，他们叙述总显得理直气壮、豪情满怀，比如回族的张承志。第二种则与第一种截然相反，即作家认为文学是天下的公器，自己的创作不应该为自己狭隘的民族感情所局限，而要把自己的创作归结到为整个艺术、体现人类的关怀的高度，从而自觉避免仅仅为本民族进行书写的局限。有的作家就明确地表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表现，是具有普适性，片面地强调少数民族作家的族籍/族群特征往往抹杀了他们身上可能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比如仫佬族的作家鬼子就曾义愤填膺地表示，被称作/少数民族作家”是一种耻辱。第三种少数民族作家的态度是暧昧的、模糊的，他们并没有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回归民族文化的态度，也没有标明自己创作具有文学终极关怀的热情，他们并不回避书写有关本民族的题材，但是也不刻意强化族性的色彩。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倾向于描写的题材或人物尽管可能涉及少数民族,但是他所要表达的意蕴却显然要超出仅仅是那些狭小的范畴。比如有关生态描写的小说，有关人性探索的小说，都是涉及人类许多共通的情感与价值，不能偏狭地将之称为少数民族文学。比如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的生态文学创作。

　　涉及到具体的少数民族籍的作家，更有许多复杂的情况。比如有的作家在他走上文学创作的起初，是同主流文学道路同路的,关于少数民族意识的明确，是随着文学探索的深入才逐渐意识到的。比如满族作家朱春雨，他是以一个军旅作家的身份走上文坛的，创作了大量军事题材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并以此同徐怀中、李存葆等人被当代文学史家们称为新军旅小说”家。到他创作的后期，他却回归了自己本民族的书写，计划创作“浪漫的满洲”三部曲长篇小说，当然，由于后来一直重病罹身，他只完成了《血菩提》。但是，从《血菩提》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与文学质量来说，朱春雨的转变不是突然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跟随当时“寻根文学”的浪潮，而是有着深厚的内在的文化积淀，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和浸润许久的民族文化熏陶的结果。因此,对于这样的作家来说，我们就不能不思考，一个作家的民族出身是否对他的创作存在着类似集体无意识一样的潜在的、隐含的影响。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一个民族的作家却在以别的民族文化、人物、事件作为创作的来源，其情感认同也是倾向于那个民族。甚至一个民族的作家同时书写自己了解、熟悉的不同族的物事，对于它们采取的是不分轩轾、一视同仁的态度。比如张承志作为一个回族作家最早轰动一时的作品《黑骏马》却是以对蒙古族草原与人物的描写而闻名，其关于蒙古族额吉的情感以及对于大草原风俗人情的认同是鲜明而强烈的。及至后来，在关于伊斯兰教徒和西部回回民族在近现代风雨如磐的经历的作品中，他又将自己放入一个回族的文化语境中。壮族的作家周民震，同时也创作出许多有关瑶族、苗族题材人物的剧本。回族的陈村从来就没有创作过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而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在文学浪潮浮沉中手把红旗的弄潮儿，他（以及许多和他类似的少数民族籍的作家）的作品又该如何认定，是否将之排斥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之外？

　　如此纷繁复杂的创作状况使得任何试图通过既有的传统文学/汉语文学批评的条条框框来圈定当代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变得不可能。而希望用简单的勾勒来描述如此错综复杂的创作现状的企图也注定要陷于纠缠不清、裹足难行的沼泽当中。这样说来，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批评状况无疑是让人沮丧的。

　　面对头绪繁多到足以迷乱任何人眼睛的情况的时候，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家大致体现出了三种态度。一种是“另册”心态，相对于主流汉语文学史的书写，有一种婢女的心理，总想着哪一天给扶了正，被他们所承认，似乎只有被汉语主流文学史所认可、接受，它的价值才得到确认。这实际上透露出批评者的自卑，对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自主价值没有很好的认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门做老爷”的心态，就是出于偏狭的民族自尊心，片面高扬本民族文学、文化价值，闭目塞听，盲目自大，以一种井底之蛙的自信心对他民族的文学文化嗤之以鼻。这实际上也是不自信的表现。其实，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目的是否需要进入主流文学的叙事程序里，或者说被汉语文学的标准所规范，这实在是个让人大起疑心的事情。有的论者就提出“多元的分途”，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行为范式都各不相同的观念。第三种则是“糊涂的农夫”的心态，这样的批评家如同那个糊涂的农夫，将麦子与黄豆不加区分地装在一个袋子里，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汉族文学不加辨析，认为它们是无须争辩无可争议的同一事物，未经检验地进行批评。这必然造成误读，尽管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的误读不可避免同时未尝不是见仁见智的多元化欣赏，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却被忽略了。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范式的陈旧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这种状况在逐渐得到改变，有的论者已经注意到批评的转向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的批评目前最主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可以将之命名为“教材讲义型这种评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对于一个作家从籍贯、生辰、文学历程的简介到重要作品的概述、评价，一应俱全却点到为止，如同一般文学史教材中对于一个作家的定位和评介。这对于了解一个作家全面的风貌固然有好处，然而总是停留于浅层次的介绍和评论，无法更进一步作深入。如果仅仅满足于平淡无奇、寡然无味的表层描摹，那么我们的批评就会踟蹰不前，要被主流/汉语文学界嘲笑为粗鄙无文。另外一种常见的批评可将之称为“文本鉴赏型这种批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某一个文学文本作孤立的关照，罔顾它与历时的整体文学流程的关系，也无视它与平行的其他的文学文化之间可能的联系。批评家没有深入探究的欲望，也没有生发扩展的企图，只如同一个被蒙住眼睛的驴子围绕着文本的小磨打转。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韦勒克(ReneW^llek)所强调的批评的目的是理智的认识……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批评最后必须以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那些没有此种认识的批评者充其量只能永远作一个热心吆喝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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