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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就要求批评家要将知人论世和知世论书结合起来。《孟子·万章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要理解作品，就得了解其作者；要了解作者，就得把握其所处的时代。作品的思想感情内涵、形式风貌，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艺术修养以及时代精神、社会风气是息息相通的，因此要准确理解作品，就必须“知人论世”这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传统。这种观点在西方也是由来已久，如果说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显得机械，那么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观念的影响则深远无比，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更非常重视作家与社会时代的紧密联系，延及当代西方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唯物论、新历史主义都比较注重作家与整体所处世界的结合。知人论世才能很好的知世论书，它们的共识在于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不可割裂的统一性。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身就是现代知识转型的产物，它可能会涉及少数民族自身文化里的部分知识，但是其主体结构、理论体系、概念术语、论证方式在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下绝大部分已经不再是民族传统知识体系的延续了。在全球信息、资本一体化的语境中，种族、性别、阶层的问题被凸显出来，这给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但是，我们在借用外来术语、词汇的时候需要加以本土化的检视和转化，如果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除了可能造成理解的片面之外，更大可能是化约甚至歪曲了其原本的丰富内涵。比如甚嚣尘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讨论全球化”在杂语喧哗中好像成了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识，而事实上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诸多方面，影响到社会结构、曰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不同领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界定，不加厘析的结果只是增添了词语的混乱，对于文学批评的进展殊无裨益。

　　应当注意到，尽管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在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上许多方式已经被主流文化同化而趋向同质了，但仍不乏保持了民族特性的先在的美学系统的作品，这些作品在遭遇主流文学传统、汉族文学传统时，或者在它们没有得到主流文学传统、汉族文学传统认可之前，必然会同现行美学体系产生冲突，而在此冲突下的阐释行为，不仅会导致错误解码或负面误读，15或者根本就是牛对马说，鸡同鸭讲。关键在于不同的批评尺度、评判标准的使用。因此，批评家就要肩负起/发现”的任务，挖掘那些遭到冷遇和忽视的写作,并肯定他们作品所涉及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和新兴的独异价值。已经得到公众承认的、进入主流语境的作家比如扎西达娃、阿来这样的著名作家的评论研究固然重要，如果停留于此,则除了表明批评家的不负责任之外，还必然导致对潜在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热情的压抑。同时，仅仅发现还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批评家应该有明确的理论意识，建立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以便对那些具有自身特点的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

　　库恩(ThomasKuhn)曾经指出，大到一个时代小到一个社会团体的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方法都有自己的“研究共识”（researchconsensus)。在这种1共识”中，有一些基本原理或假设是被当作公理而不被怀疑的，这就是/范式”（paradigm),库恩所谓的1科学革命”，正是发端于对这些基本假设、范式的质询。{也就是说特定的知识结构、知识制度会带来特定的知识对象和认知方式。福柯的‘认识型’(episteme)观念也表明了类似的思想，所谓“认识型”就是某一时期全社会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认知条件,是一个时代的共识或自成一体的“知识空间”。少数民族文学既然具有迥异于汉语文学的特质，也就要求批评家转化视角,刷新原有的批评范式，建立新的批评模式和方法。而当代知识范型的转变也提供给了我们批评模式革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