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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禁要引出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已经为主流文学史所定论的作家比如老舍、沈从文、端木蕻良、萧乾、李准，在早先的研究中他们的地域文化特征(比如老舍的京味、沈从文的湘西边城氛围、端木的东北原乡科尔沁草原）已经被注意到，但是其少数民族身份、其对于这种身份的认同与否、及这种认同态度对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焦虑则较少甚至在同一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被遮蔽或者自我屏蔽了。发现、挖掘、诠释他们作品中的这些因素给文学史的书写带来许多新鲜和富于原创活力的内容，同时会对构建全方位理解作家和作品的体系作出贡献另一些，比如沙叶新、邓一光、陈染这些依然活跃于主流文学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族籍作家，他们的创作同其族性意识是否相关以及这种相关度究竟有多大，同样是值得考虑的问题，需要考虑批评的效用问题。我们是否满足于在其字里行间发现民族性的踪迹,以此沾沾自喜，从而论证这个作家的民族意识或文化自觉，这样的做法如同那些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丛林中偶然发现大航海时代传教士残留器物的人类学家自以为对于土著们的制造业有了突破的发现一样,不仅无稽且容易谬种流传贻误后人。复次，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自身的界线应该纳入我们的批评视野中，即批评的对象范围以及地位的可靠性。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是否一定要表现民族意识，必然要体现民族特色，肯定会浮现其民族文化的底质，这些都需要务实而切近的辨析。

　　同时，批评资源的配置合理化也随之提上曰程来了。从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的人员很少，大多是半路出家或偶一为之的，专业人数可谓少之又少，且从业人员又多为少数民族作家本身，汉族批评家很少介入。因此，进入有效合理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就显得很重要。这涉及到重要作家与一般作家的问题。目前的批评力量主要集中在那些著名的基本上已经为主流文学史所肯定的作家身上，这是种变相的懒惰和不负责任，客观上使得更多的依然寂寂无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挫伤了他们的热情。

　　在考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前提，那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同它本民族社会结构、体制、文化等各相关方面实际上是被主流/汉族社会的发展进程挟裹着被迫进入国家现代性的，它们是脱离自身既有发展运行的模式和速度被硬性拉入“中华民族”总体历史进程中的。整个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发展中其实都面临的是这种由分立的单个发展史被强行拉入统一的世界史的情况，而少数民族尤甚。这种均质化时间的出现，空间的无限延展，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情感来说，可能存在着历史潮流的正面价值，同时未尝不是一种挫伤，实际的政治、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变革与民族的心理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同步。由此，现代性的知识观念形成了彼此依存的悖论：既是普遍性的转型，又伴随着民族精神的觉醒、自身价值的确立。

　　认识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悖反现代性特质，有助于我们树立更相契合实际的批评态度。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曾经将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粗略分为两类：法国态度和俄国态度。所谓法国态度者，就是技术性的看待作家艺术家，将其身份人格与作品分离来看待；俄国态度则认为人之为物，一不可分，即重视作家艺术家的总体人格与其作品的参照。这两种区分实际上分别继承了由来已久观念与形式不同侧重点的两大美学传统，现代美学的两大思潮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洵可作其表征而批评理论的转向和语言学的转向两大转向也是其折射反映。这两种态度本无轩轾，问题只是在于论者在何种语境中，如何选取言说的角度。

　　批评家对文本进行批评的过程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而理解的过程就是去阐释，按照桑塔格的说法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是去为其找到一个对等物”。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行为，但是更多的阐释实际上把作品削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进行阐释，如此就造成了本末倒置。这样的对内容的过度强调引起了阐释的自大，因此，桑塔格认为“对形式的更广泛、更透彻的描述将消除这种自大”，最好的批评，则是那些“把对内容的关注转化为对形式的关注的批评”。桑塔格显然就文本而言，倾向于“法国态度”，这是对文学的自主性、独立性、文学性的张扬。就品味及认识而言，批评家的趣味格调和理性认识的深度无过于此，不过，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来说，我则倾向‘俄国态度’的比重要大一些。如同前文所述，少数民族文学涉及到一个整体，作家本人、其周遭的世界、预期的受众、传播的媒体，这一系列与其文学文本相关的因素比起主流/汉族文学来说，影响要广泛而明显地多。

　　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曾征引盖尔纳(ErnestGellner)的论断“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神话。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从而得出结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同时指出“民族认同通常都会和其他社会认同结合在一起，即使民族认同的确高于其他团体认同，情况亦复如此。……民族认同及其所代表的涵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嬗变，甚至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剧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柄谷行人(KarataniKojin)等人的研究使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我们认识到：民族实际上并非从古以来就存在着。民族在历史风尘中的变迁嬗变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的共识。13目前我们国内的55个少数民族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这中间包含的意识形态不可不察。我们要防止落入狭隘意识形态的泥淖当中，但是很显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政治态势、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思潮演变的轨迹脱不了干系。如同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的：“根本就没有‘纯’文学批评判断或解释这么一回事情”文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外部条件与文学文本结合的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它们之间像一个有机体内的血肉的联系一样，令试图分而治之的批评家成了个无从下手的夏洛克。希望将孤立的文本从它的社会语境中析解出来，如同希望从啤酒中提炼出麦粒，注定是徒劳的。这个时候，纯粹形式主义探讨如果不是圆凿方枘，至少也是偏颇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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