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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文化偶像的“祛魅”与大学精神的改写

　　第二次文学的“祛魅”当然还得力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日益世俗化、多元化，消费主义的盛行。它所导致的两个戏剧性的变化一是文化偶像的变化，一是大学精神的变化。

　　“文化偶像”在80年代一直是被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鲁迅，陈景润等），而新世纪文化界的一个戏剧性现象就是文化偶像的多元化、碎片化、世俗化。这方面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在新浪网发起的关于“谁是今天的文化偶像”的评选。在评选结果中，鲁迅、钱钟书、雷锋、金庸、王菲、张国荣等代表精英文化、革命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人物赫然并列在一起。这表明今天的大众（至少是网民阶层）已经不再一致地追随某一个共同偶像和权威（颇有些类似于韦伯说的“诸神纷争”。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播的发达和文化平民化还使得大众渴望自己成为偶像而且有可能真的成为偶像，从而打破了偶像和权威的高度垄断。如“超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李宇春、张靓颖这些今天炙手可热的明星昨天还是一般大众。网络释放了大众的参与精神，他们的口号是“想唱就唱”。

　　精英文化“祛魅”的另外一个戏剧性的标志是消费主义逻辑对于大学精神的改写。这是大学的“祛魅”经过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权力控制、践踏大学、工农兵领导大学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沉痛反思，新时期以来精英知识分子达成的一致共识是：大学精神、大学灵魂是自主自律，是启蒙大众，是对权力和金钱说“不”由此大学自粉碎“四人帮”以来一直是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神圣殿堂，是大众敬仰和艳羡的地方。这一切无疑使得大学“魅化”使得大学行使着把精英知识分子神化和圣化的功能。布迪厄在他的《国家精英》中非常细致和深入地分析了法国的名牌大学在制造精英方面的作用。他指出：所谓“精英学校”就是“负责对那些被召唤进权利场域的人（其中大多数出身于这个场域）进行培养，并对他们进行神化的机构”大学的一系列筛选、考试、评估行为是一项“以造就分离的神圣人群为目的的神化行为，或者说一种制度化的仪式”他称这种仪式为“圣职授任礼”认为“所有以理性自诩的社会正是通过这些圣职授任礼来造就他们的精英。”这个分析虽然是以法国的大学为研究蓝本的，但是对于所有理性化的现代大学，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学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而今我们却发现，消费文化及其商业逻辑迅速地改写了80年代刚见雏形的大学精神。大量大众消费文化明星进军精英文化的殿堂--大学。金庸、周星驰、周杰伦、赵本山、李宇春等等消费文化明星被各家名牌大学争相聘请为名誉特聘讲座教授，或邀请他们作演讲，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的一大景观。这是消费文化与商业逻辑对于大学精神的深刻改写。相比于剑桥大学拒绝给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两位首相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拒绝基辛格回母校任教的举措，中国大学的自律精神实在是太可怜了。

　　与大学的“祛魅”相伴随的必然是教授的“祛魅”教授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今天，人们对教授这个精英文学和文化的代表有了非常低调的看法。在新浪网站关于“谁说周星驰不能当教授”的话题中，有位网友这样评论:“谁说周星驰不能当教授了，他最少可以做个搞笑教授，别以为大学出来的就能当教授，咱们小学出来的，在社会大学成长的也能当教授！”充分说明了人们心目中教授平民化的观念，教授的神圣光环被极大地解构，稀有性丧失。在关于北大是否应该邀请超女李宇春去北大“百年讲堂”(精英知识分子神往的圣地）演讲的讨论中，有一个化名“十年坎柴”的作者针对反对意见指出：“文化可能有雅俗之分，而无高低贵贱之分。俗文化不一定就是低贱的，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大概一些人的骨子里，还有着以职业或身份来分贵贱的观念。”

　　而彻底使教授走下“神坛”的可能还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陆德明嫖娼事件。出人意料的是，使得教授去神圣化的与其说是教授嫖娼事件本身，还不如说是相当数量的大众对于这个事件的“宽容”在网友评论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教授嫖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教授也是人，中国古代和近代知识分子中嫖娼者代不乏人，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教授的道德水准抱太大的期望。（这种“理解”与“宽容”与其说是对于教授的同情，不如说是人们早就已经在心目中破除了关于教授（以及高级精英知识分子）的道德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