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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翼文学界的主要人物，无论是周扬、邵荃麟、林默涵，还是胡风、冯雪峰，都无例外地把新文学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把即将展开的“当代文学”看作新文学的延伸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或积极、或有些不情愿地肯定延安文艺整风和《讲话》在新文学历史上的重要性。将“五四”文学革命与《讲话》并举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态度，体现在当时两套大型文学丛书《新文学选集》（开明书店版）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新华书店版）的编辑和出版中。它们以1942年为界，分别向“当代文学”提供了有缺陷的成就（“五四”新文学）和超越缺陷的榜样（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的文学“资源”。

　　左翼文学界虽然有这样的一致态度，但在具体阐释、评价上，他们之间的分歧便十分明显。对于周扬来说，他在当时已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和坚决贯彻者的形象。在一篇题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讲演中，他认为《讲话》“把新文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认为比起“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第一次文学革命”的“五四”来，《讲话》是“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因而“成了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战斗的共同纲领”。从这一立场出发，当周扬等回望“五四”时，他们觉得最为紧要的是确定这“第一次文学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的问题,而这是为论证“《讲话》及其在文艺上所引起的变革，是‘五四’文学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所必需。这里，周扬既强调《讲话》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联系（“继续”），又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发展”)。就前者而言，通过指认“五四”文学运动的性质和领导权来达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一开始就是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就后者而言，则通过指出“五四”文学运动的阙失（没能解决文学“与工农群众结合”这一“根本关键”问题），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等级”关系（“更伟大、更深刻”），而使《讲话》及其在文学上产生的变革，成为当代文学直接的、更具“真理性”的“传统”。

　　在这一问题上，胡风、冯雪峰的看法有许多不同。他们虽也申明重视《讲话》在新文学历史上的意义，但并不把它看作是带有根本性质的转折。在他们看来，中国新文学传统，在“五四”时期，经由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的实践就早已确定了的。他们倒是忧虑过份宣扬、推行解放区文艺运动经验所产生的后果。胡风在《意见书》中指出，他1948年进人解放区以后的感觉是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五四文学是小资产阶级，不采用民间形式是小资产阶级五四传统和鲁迅实际上是被否定了”。以第一次文代会和以后几年的情况而言，说“完全给否定”恐怕不很符合实际，但“五四”文学与《讲话》影响下的“新的人民文艺”的等级关系，是明白无误的。因而,一批“五四”和30年代著名作家在50年代初，纷纷检讨过去创作的失误：“冒然以所谓‘正义感’当作自己思想的支柱”“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曹禺）；“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茅盾）；“只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一些稀薄的、廉价的哀愁”（冯至）；“我几乎不敢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老舍)；……

　　以“保卫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作为文学理想和实践的中心问题的胡风、冯雪峰，他们对“五四”的历史阐释，也与周扬等不同。《论民族形式》(1940)中的“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的提法，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的“五四”新文艺运动“所根据和直接受影响的”，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和反抗的浪漫主义‘五四’是这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学的一个最后的遥远的支流”的论断，在五十年代都被作为歪曲、篡改“五四”文学革命性质和领导思想受到反复批判。从逻辑上推断，他们既不强调“五四”的新文学就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前进，又不突出《讲话》是“五四”传统的“最正确”的继承、发扬，并解决了“五四”没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那么，这自然可以理解为“正是以‘五四’文艺传统来对抗毛主席讲话的精神的”。

　　通常我们会把“当代文学”的“渊源”“追溯到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它的“直接源头”“则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其实,在用“渊源”和“直接源头”把两者加以连结的描述下面，掩盖着左翼文学领袖和权威作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裂痕和冲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