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二、文学规范的争持

　　对当代文学的“传统”所作的不同选择和阐释，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中心问题是文学路线、文学规范的确立。

　　通过第一、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通过对电影《武训传》、萧也牧的小说等的批判，通过五十年代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也通过符合这一规范的创作的标举，在五十年代初的几年中，对当代文学所作的“规范'已有了清晰的轮廓和细致的细节：不仅明确规定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且规定了理想的创作方法；不仅规定了“写什么”(题材、主题），而且规定了“怎么写”（方法、形式、风格)。

　　但是，在1957年以前，这一统一的文学规范，也受到有力的、然而是悲剧性的挑战。其中重要的有两次:一是1954年胡风等以《意见书》的方式所作的冲击，二是1956年1957年间的“百花时代”秦兆阳等在理论和创作上的质疑。胡风在《意见书〉〉中，曾把林默涵、何其芳对他的批评的主要观点,概括为放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认为当时文艺界的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这大致勾勒了分歧的要点，可以作为冲突的线索来把握。而争论、冲突的中心问题，则是文学与政治这一困扰着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中国文学的基本问题。

　　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近百年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在某些阶段，甚至处于无法剥离的胶着状态。这都已是人们经常说到的。事实是,连那些“文艺自由”、“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不同程度地折射着政治性的内容。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当然更绝对不是文学独立、艺术自足的艺术至上论者。在坚持文学是一种战斗的“武器”，在抨击那些艺术超然于阶级政治之上的论者上，同样是坚定而毫不含糊的。但是，对于文学的政治目的、要求的性质，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的、要求的途径(方式)上，则与周扬等有着不同的理解。虽然胡风等并不认为文学应该独立于政治.但他们同样也不认为文学应该等同于政治，或被政治所淹没、取代。他们担心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会失去其质的规定性，最终是失去了文学，也失去了文学作为一种“武器”的社会政治功能。从抗曰战争开始，他们对左翼文学在创作上存在的“主观公式主义”、“概念化”、“标语口号倾向”、“将社会科学的概念或政治的概念加以演绎”的“反现实主义”，对于理论批评上的“教条主义”、“庸俗机械论”，便一再提醒，批评。这正是根源于这种忧虑。在50年代，他们看到创作和理论上的上述倾向，有增无减。他们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文艺界的领导者“对待这个领域本身的任何”问题，“一切都简简单单依仗政治”的缘故:“完全否定了‘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这个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完全忽视了文艺底专门特点，完全忽视了文艺实践是一种劳动，这种劳动有它的基本条件和特殊规律”。

　　出于解决左翼文学长期存在的痼疾的动机，胡风、冯雪峰想从理论上，来协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开文学的政治性和艺术性关系这一几乎无法解开的“结”。他们对于将政治性和艺术性分开谈论、分别规定批评上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做法表示异议，而试图将它们加以“整合”，以保护文学应有的“特质”。1946年，冯雪峰在《题外的话》中就坚持认为，不应从艺术的价值和艺术的体现之外去看作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政治价值。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政治决定文艺的原则，是现实和人民的实践决定文艺实践的原则，这原则,在文艺的实践上，即实践政治的任务上，又须变为文艺决定政治的原则”。文学上的政治倾向问题，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性,必须放在文学本身的基点上，做为文学的构成的因素来对待。这一观点，在1950年阿垅那篇受到批评的文章《论倾向性》中，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表述:“可以把文学比拟为一个蛋,而政治，是像蛋黄那样包含在里面的。”其后，胡风和秦兆阳在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口号时,也都沿着这一相同的思路，即不应在“艺术”之外强加另外的要求和限制：“在科学的意义上说，犹如没有‘无论怎样的’或‘各种不同的’反映论一样，不能有‘无论怎样的’或4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规律，在他们心目中也就是文学的规律，那是一贯的、恒定的，有了“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这一“根本性质的前提”就已足够，这就是冯雪峰所说的，“必须借艺术的方法、的机能、的力量所带来的”，来考量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等问题。

　　在50年代，由于更加强调政治对文学的决定和文学对政治的配合，也由于在这一规范下出现所谓“粉饰生活”的创作倾向，文学的“真实性”这一经常被作为协调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命题，被更为显要的提出来，并构成1956-1957文学思潮的核心理论问题。阿垅的《论倾向性》，冯雪峰的《关于创作和批评》,胡风的《意见书》，秦兆阳的《现实主义一广阔的道路》周勃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都视重视“真实性”作为使文学摆脱困境的有效法宝。针对着“艺术的真实性”“在过去长久的革命文学的历史里”“往往是被忽视的”这一情况,他们都用无可辩驳的语气做出类似于这样的宣告:“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没有真实，便没有艺术的生命，艺术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不能离开艺术的真实而存在的”。将“真实性”作为文学中心(或根本问题）来提出的作法，在60年代初李何林那里得到再现。这一次他是从批评的角度提出问题。他声称“不存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不相一致的作品”，因为“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