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与学术化文学史观念形成对比的，是有政治倾向性的文学史主张。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主张又出现了热闹的景象。除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民国文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汉语新文学”论。2010年，辗转来到澳门大学的朱寿桐教授出版了《汉语新文学通史》一书，提出了“汉语新文学”的史学新概念。这是近年围绕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出现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新的文学史概念。由于论者本人所栖身的澳门地区是中国文学的边缘地带，为了将长期几乎被忽略不计的澳门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版图，凸显其应有的位置，论者从海峡两岸共同使用的文学载体——现代汉语这个角度，将港澳台文学和大陆文学整合成—个整体，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所有的文学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以‘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为共同传统，以汉语文化为共同背景，以汉语为语言载体的同类文学，任何以国家和地区冠名的企图都只能指向它的部分，而无法涵盖它的整体。”以语言来整合海峡两岸不同政治空间的文学，确实体现出一种超政治的学术视野，具有超政治的学术倾向。但只要审视一下这个概念提出的前提，恰恰是海峡两岸政治演变的结果。1997年之后，香港、澳门已经陆续回归，台湾近些年来在国民党执政下，与大陆关系日渐缓和，达到了历史的最佳状态。这些都是政治的现实而非空洞的文学热情。在这样政治缓和的状态下，提出“汉语新文学”的文学史观，整合海峡两岸的文学史叙述，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较能被海内外接受的。没有这个政治前提，这样的学术主张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学术还未能获得完全独立之前，文学史的叙述不可能逃避政治的规约。目前，“汉语新文学”概念在海内外已经激起一定的学术反响，正在接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而从文学史的编写现状来看，现行通用的文学史都或隐或显地有着一个隐含的政治视角，比如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健等人编写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张健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教程》和社科院杨匡汉、孟繁华等人编著的《共和国文学50年》等。但恰恰是这些有着特定政治倾向的文学史，在发挥着最大的现实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看“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意义，就会发现这个概念同样也难以走出文学史叙述的逻辑怪圈。当然，文学史政治化叙述的历史与现状，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定就不会有客观中性超政治的纯学术化的文学史产生，正如一些学者对“民国文学”概念所寄予的期望一样。但问题在于，“民国文学”这个概念从其命名、提出的背景、概念内涵，及其学术研究意义来讲，都有着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不可能做到像时间般中性。
　　二、“时间概念”说质疑
　　“民国文学”概念因其与“民国”这个明确而又敏感的政治实体相关联，这个命名本身就很容易让人对其产生政治联想，而“民国”这个政治实体又经过了从大陆到台湾的大幅度时空跨越演变，直到今天，仍然在发展变化，这就更加增添了这个概念背后的政治色彩。“民国文学”概念在大陆学界的提出，有着政治的、文化的和学术的多方面因素。同时，对“民国文学”的研究，在客观上也会起到特定的政治沟通作用。
　　从政治层面来看，“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显然是台海两岸政治互动的结果。自“九二共识”以来，国共两党关系日渐缓和，政治关系的缓解也影响到大陆对民国历史文化的态度，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由于政治对立，对与国民党政权相关的民国历史文化予以严厉封杀，学术上的交流也一度中断。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出现了持续的民国历史文化热，在对民国历史文化的表现范围和评价方式上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比如，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正面战场抗日的表现，通过影视予以了大量宣传和肯定；对国民党一些要人的历史评价问题，比如对张灵甫、宋子文、陈立夫，甚至包括蒋介石等，给予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一些右翼作家，比如胡适、梁实秋、陈源等人，也都开展了研究；对与民国历史文化相关的旅游景点的开发和重视；大陆赴台民国历史文化旅游热和大陆对台民国历史文化旅游开放等，甚至还包括当代一些作家对民国风情的浪漫想象，比如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和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经久不息的民国历史文化热。甚至有人因此还走向极端，对民国政权进行美化，误导人们的历史观，以致最近《环球时报》还专门发表社论，驳斥“美化当年国民党政权是公然撒谎”，说明这股民国历史文化热的社会反响。“民国文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不管提出者认同与否，显然也是这种民国历史文化热的产物和表现。这样的学术背景，难道还不够政治化吗？
　　认为“民国文学”“时间概念”论者，起码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学术事实，那就是“民国文学”这个概念并非一个崭新的概念，在台湾和海外早就存在，只是对大陆学界来说，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被视为禁区，无人敢触，故而姗姗来迟。早在1986年，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就有李欧梵、弗克玛（DouweFokkema）和白芝（CyriIBirch）等人撰写的“中华民国文学史”专章，其中采用的就是政治化的叙述视角，只不过是站在与大陆政治敌对的叙述立场。在国内，1995年由两位学者葛留青、张占国联名，也堂而皇之地出版了一本冠名《中国民国文学史》的专著，采用的则是大陆主流的革命化叙述，空有“民国文学”之名，而无“民国文学”之实。而且，自从国民党1945年从日本人手中光复台湾开始，及至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台湾，直到今天，台湾文学一直都隶属于中华民国文学范围，“民国文学”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如同一些论者所言，“民国文学”只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时间概念，那么，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大陆都无人敢提及“民国文学”这个敏感的学术概念，而偏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两岸关系出现全面缓和的情况下，才小心翼翼地提出呢？难道说这中间没有政治上的顾虑吗？
　　再看一些学者提出“民国文学”“时间概念”论的依据，简单地说，就是将“民国”作为—个已经消失了的“静态的历史时空”，与历代封建王朝相并列，将“民国文学”同历史上的历朝历代文学相比照。对此，四川大学的王学东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
　　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来说，朝代是中国文学“分割的重要临界点，也是一代文学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民国政治视野下来呈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便是对此一时期文学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看到，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清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阐释的体系和格局，这也就成为民国文学必须背靠的一个清晰的时间维度和重要的文学传统。以“民国文学”来命名20世纪文学的发展，实现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内在一致性，也弥合了“现代文学”带来的断裂。民国文学命名，首先就在时间上有了一个确切的所指，即1912-1949年间的文学史。同时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序列里，与整个中国文学有了整体上的连接。由此，可以呈现民国文学在中国文学历史链条上的地位，清晰地呈现它作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这样的论述思路很有代表性，将“民国文学”作为一个在大陆已经成为历史特定时间段的文学与历史上的朝代系列文学相并列，从而突出它在中国历史时间演进中的地位和价值，这样的思路看起来很严密，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民国”和历史上的朝代系列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历史上的系列王朝作为政权主体早已经消失，化为历史的尘烟，对现实已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的政治影响力，而“民国”的政治主体虽在大陆已经消失，但并没有灭亡，而是溃退到台湾，在中国的这个特定区域仍然存在，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决定着台海两岸的政治格局和关系走向。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互动，台湾的政治文化对大陆的影响，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这一点，只要看看每天电视上的《台海直通车》节目就很清楚，更不用说其他的媒体网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直到如今，乃至相当一段时间的将来，台湾的“中华民国”动向都是大陆最为关心的政治议题。诚如一些论者作为依据所强调的，“民国政权”主体在大陆已经消失多年，这是事实，但消失并不等同于消亡，它的影响力还在，而且还是一种强劲的存在。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无视台湾“民国”政治主体的存在，片面地将其与历史上的系列王朝相并列，将“民国文学”视为一个主体已不存在的时间概念，这是对两岸政治现实的无视，是对历史的简单化。
　　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张堂铸教授认为：“必须正视的是，大陆不同于台湾对政治的理解是以‘辛亥百年’为前提，如此一来，大陆对‘民国’的解释是一个至1949年为止的政权，抛开历史或政治的解释权、主导权不论，作为历史的概念‘民国’并未在‘共和国’之后消失。因此，在讨论民国文学与文化之际，就会出现有异于台湾的不同史观。个中复杂牵扯的种种原因或现实，正是过去对‘民国文学’研究难以开展的限制所在。”面对大陆民国文学研究学术事实，他只能把这种不同归结为：“一个‘民国’，各自表述。”作为身处民国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历史当事人和研究者，张堂锜教授这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很直接了。
　　而且，从时间角度讲，对“民国文学”超政治的“时间化”冷处理，也不符合文学史的编写原则。一般来说，对历史的叙述要求与被叙述的历史对象保持相当的时间间隔，以经受时间的过滤和沉淀。民国文学因与现实的距离过近，还带着历史的体温和现实的气息，与那种已经成为僵尸的封建王朝文学迥然不同。在这样近距离的观照下，对“民国文学”的叙述，往往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呈现出个人化和激情化的写作特征，也难以避免现实因素的干扰，自然也就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毕竟，“民国”对我们展示的还不是全貌，还只是局部性的，而且更多的是个人感性的部分。我们所知道的“民国”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民国”？比如，近年来，随着“民国”历史文化的陆续被发掘，以及一些敏感的历史资料的解密，我们对“民国”的认识正在不断地被修正，这还是一个历史的进行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民国文学”视为一个早已冷却的“时间概念”，是学术上的急功近利，用“民国文学”来取代“现代文学”。在这方面，李怡教授的观点较具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