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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岸的《祖国》是一首典型的爱国诗篇，但它与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中国现代诗人的爱国诗篇不同，具有了新的思想内涵。该诗表现的是一个走出乡邦（中国），定居赤道——南洋的华裔马来西亚青年的爱国情感：“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这蕉风椰雨的炎热的土地啊！/这狂涛冲击着的阴暗的海岛啊！”它也表现了一个中国母亲的爱国情感：“那里正是温暖的春天，/你的一别多年的祖国啊，/枝头上累累微笑的枇杷，将迎接你的归来。”诗表现了母子各自的怀乡梦：广东出国青年对于马来西亚的爱，母亲对于中国的深厚情感。该诗从一般意义上的“离散诗学”写起，或者从一个离散场面写起，展现的实际上是现代华文文学的一个突出主题：新一代华人更多认同现在的移居者身份，上一代总是那种叶落归根的归去。该诗母子船头分别的场面，影射的就是这样的精神旨归。这首诗也为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这一比较文学的命题提供了有待讨论的新文本。文学如何看待这样的乡愁？一般而言，我们讲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的乡愁、乡恋，包括爱国情感，都是移民海外的华人对于中国故乡的怀念情感，像余光中《乡愁》、郑愁予《美丽的错误》一类即是典型，而像吴岸这样的作品，却给我们提供了文学的、地域的、国别的、文化的新内涵：该诗表现的不是海外文学的陈旧的爱国情。也不是一贯的那些久唱而不厌的乡愁，而表达的是海外华人的新乡恋。对于那些“落地生根”的华人来讲，这无疑是必须面对的课题，对于已经取得马来西亚国籍的华人来说，他的爱国情就是对于马来西亚的爱国情。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这首诗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对于一个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族群共存的社会来说，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民如何共建和谐的国家文化非常重要，该诗的这个主题因此就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文化建构性意义，它也给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以重要而深刻的启迪。

　　吴岸是典型的马来西亚诗人，他用华语创作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是马来西亚华语文学的“地景”。而从精神上继承了吴岸这种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诗人是田思。其《“哥达船”回来了》就充满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关怀。该诗书写了南洋渔民现实生活的辛酸，是一首饱含深情的抒情诗，其中也包含着作者的愤怒和反诘。这首诗印证着田思创作的基本思想：诗必须包含“三感”（历史感、生活感和时代感）和“三性”（乡土性、社会性和人民性）这类通常讲的现实主义诗歌经典的基本典律原则。质朴、深沉、感情真挚也是这类诗作重要的典律内涵。

　　白垚（刘国坚）、黄远雄、李有成、傅成得等，是马来西亚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上的几个里程碑式的诗人。在黄远雄的《树总是》里，“树”是生活、生命的导师，如同父亲、母亲等，纯然是“我”宽厚无私的支持者。该诗尽管意象单一，但它的冷静的叩问姿态、非逻辑的会意式诗思方式等现代诗典律的构成法则仍在。该诗对于存在姿态的言说颇具哲理意味。“树从不婉劝我远离/挑战太阳这件，毫无意义的/街头事业：树总是/简简单单地/以单薄的枝臂与叶网/棚建一座荫凉/供我/疗伤的风景//树总是，默默守护着/自己的根；根在/树在/无论我走得多么遥远/把伤迹留下/树料理”。该诗深沉而淡定悠远，显示出现代诗深刻的知性深度与内在深度追求。在诗节的短小体制里，诗人的诗性言说展示的是诗人自我在场的一种姿态，包含着自我与世界之间那份辩证与感知的深刻意绪。诗中的树是自然的守护，生命“疗伤”的风景，客体的“树”和主体的“我”，存在着生命相互延伸的旨趣，意味深长。

　　《简写的陈大为》是陈大为现代“南洋诗史”书写的一章。陈大为用“后历史”的书写策略和语言视角策略来书写南洋，是现代新诗史书写的重大突破。与傅成得的诗史书写——马来西亚政治抒情诗相比，陈大为诗歌叙事中的后设反问和自我反讽姿态。充分地表现了其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美学观：叙事者为自身主体认同和文化身份建构立传。并以虚实相交的手法回溯与叩问自身写作史，包含着诗人对于南洋大历史、官方话语的大胆叩问。从自身现在的位置如何理解历史与现实？《简写的陈大为》提供了现代叙事诗书写的一种新向度。陈大为是“典藏马华文学”之《马华新诗史读本》的重要作者，其诗作无疑是马来西亚华文诗歌、海外华文文学里的最精彩篇章。

　　从这些典律的创造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多方面的诗学探索。它们达到的思想与艺术境界完全可以和五四以来的新诗、台湾现代诗媲美。同时，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又是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中最有成就的部分之一。除它之外的东南亚诸国、北美和欧美澳的华文诗创作，在诗人群体数量及其艺术探索的多样性上，都无力与其相比。这是一个文学史事实：在目前的海外华文文学发展格局中，就文体上的成就来说，在小说创作方面，以严歌苓为代表的北美新移民小说成就最为突出；在诗歌方面，最有成就的显然是马来西亚华文诗歌。

　　三、华文文学及其学科归属问题

　　近年来，随着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命名问题的讨论，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命名与归属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一些学者对此的讨论也相当多，且观点鲜明，立论果断。在这些讨论中，除了这一学科的最早开拓者的结论显得比较客观中肯外，其他宏观论者与微观论者的观点大多都尖锐而带着偏锋性质，如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世界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比较文学的讨论就很多。这给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海外华文文学学科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甚至连汉学也不是，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该归于目前文学体制的那类学科？

　　仔细分析起来，像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世界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比较文学这样的论断，实际上来自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归属问题的质疑。因为存在这样的质疑，在此前提下，有些人，包括有些学者就对研究华文文学的人冷嘲热讽：研究不来古典文学，或者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上不行；不能研究现代文学；在当代文学研究上也出不了成果，只好就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事实上并非如此。之所以产生这种质疑，当然有许多原因。而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大概就是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内涵不甚清楚，不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看待。在这个基本点上认识不清，质疑和调侃就由此产生。

　　实际上，从这个学科形成的基础来看，像前述我们对于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创作的讨论一样，海外华文文学以海外华人的汉语创作为基础，学科内涵清晰，内容丰富，而且学科的基础和对象都相当明确。比如我们通常讲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就是东南亚华人的创作，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诗歌创作，美国华文文学就是美国华人创作的文学。客观地讲，海外华文文学就是海外华人当下的多样化的不同文体的有分量的汉语创作。学科命名不存在问题。

　　而从学科发展基础的角度来说，目前这个学科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因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扩大，中国人走向海外，走向世界各地的人数大量增加，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加剧，在此基础上涌现的海外华文文学将会得到长足发展。这既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又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当代文学现象。我们不能无视它们。海外华文文学就是一种由海外华侨、留学生、一代代移民们用汉语创作的在文学题材、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具有全新内涵的当代文学，一种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现象，是当代汉语文学发展的一个全新亮点。我认为，这是我们把握这个学科的一个基本点。

　　过去，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后面总要加上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把这些内容归并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项下，以此证明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港台文学是当代文学。随着香港的回归，澳门的回归，两岸关系的明朗化，这被证明是一种明智的文学史书写策略。但是。随着东南亚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于它们认识的加深，这一问题又凸显出来。把东南亚、北美的华文文学放到当代文学史框架里，总觉得别扭。因为这涉及到文学的国别问题，尽管这些文学文本是海外作家的汉语书写，但又很难归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框架中来。

　　同时，海外华文文学却也不是世界文学意义上的一个学科。世界文学学科或比较文学学科通常指称的是欧洲文学、东方文学、非洲文学，也指称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或者日本文学等。世界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回事。比如我们讲新加坡旧体诗属于海外华文文学。但它却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又比如那些被译成英文的汉语文学，像鲁迅的《阿Q正传》在海外的译本，又很难说是海外文学，因此，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

　　正是基于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基本特性的认识。把握了上述我们所说的一些“基本点”，就目前的学科体制来讲，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一方面，海外华文文学可以从现当代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目前已经建构的独立学科；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仍旧归属在现当代文学之中，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文学现象而存在。目前大多数世界文学研究者都是以此来看待与研究这个学科的。当代的文学现象很复杂，并处在不断的变动发展中。海外华文文学就是复杂的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变动不居的发展的学科，我们当以发展的服光来看。

　　就问题的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当代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显然有充分的事实与学理依据。首先，从事实层面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海外华文作家，他们创作出了一大批现代汉语文学经典，其文学成就及其文化品格不亚于大陆。其次，从内在创作动机与传播机制看，海外华文文学的作者，大多是当代中国人，这些当代中国人到美国、欧洲、东南亚，仍然在用华文创作，他们的创作不是给“在地”国语言的人看的，而是给华侨、同伴们和懂汉语的人看的，他们写作的潜在阅读对象仍以中国读者为主，而且，对于海外华文作家来说，他（她）们从汉语母语环境中长大，作为当代文学人，他（她）们甚至以创造汉语文学的经典为己任。像严歌苓、张翎、陈瑞琳等作家一样，他（她）们的创作本来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合理延伸，归到当代文学并没有学理问题、逻辑问题甚至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当下的当代文学史书写，应该包含海外华文文学一章，内容才算比较全面，视野才算开阔。当进程缓慢的文学体制和教育体制还没有将这个学科纳入其范围时，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而且我认为，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应该研究当代的一切文学现象，包括海外华文文学，不要把我们圈在狭窄的陈旧的当代文学框架里，对其它文学现象视而不见。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尊重学科历史，把海外华文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以此命名，同时又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当代文学现象来看待，这样一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无谓的争议也就少了，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学者的自信也就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