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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也有类似的言论。比如《孟子·尽心下》记载，晋人冯妇“善搏虎”，有一次，众人逐虎，但不敢逼近，看见冯妇，便请他搏虎，冯妇也就做出与虎搏斗的架势。但是，对于冯妇的这种行为，“其为士者笑之”，即遭到士人的讥笑。后来，冯妇果然不再搏虎“卒为善士”。孟子是以冯妇不再搏虎而称其为“善士”的，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虎是有生命价值的，人类不应当杀害虎。不仅动物如此，植物也有自身的价值。盂子说“牛山之木，尝美矣。”（《孟子·告子上》）树木生长在山上而成为“山之性”，这个“性”，就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的，是“生之谓性”。树木之美是生命之美，当然与人类的生命需要、审美活动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但它有自身的价值，不是只有人才能赋予其美的价值。
　　后来的哲学家，特别是理学家，吸收、容纳佛、道哲学于自身，对于生命价值的论述就更多了，而更具有普遍化的学理性。他们从生道、生理的普遍性与生命的多样性出发，广泛地讨论了人与动物甚至包括植物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对“生之谓性”做出了新的解释，从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上肯定了一切生命的价值。理学家所说的理，本质上是指生理，生理就是性。性既是存在范畴，又是价值范畴，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二程（语录未注明何人）说“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人在天地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这实际上说出了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肯定告子的“生之谓性”说，是一个普遍命题，适用于人与动物，即“通人物而言”。人与动物都是天地所生之物，都以其生为性“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就是说，人有生命价值，物（动物）也有生命价值，而且有其共同的价值。这是不是说，人有动物性的一面，在这个层面上，人与动物有相同的性？不尽然。
　　正是这一点，最能看出理学家在生命存在及其价值问题上的独特观点。不是从实然的层面上说，人与动物有相同的性（即价值）；而是从“本性”及生命的有机联系的层面上说，人与动物有相同的性（即价值）。所谓“本性”，是说先天本有的可能性或潜在性，只是人能够“成其性”而完全实现，动物因受到各种限制而不能完全实现，但“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这个“有”，就是先天的本性，但是实现到什么程度，则由具体条件所决定。理学家进而提出“生意”之说，更能说明这一点。程颢说“万物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生意”就是生命的目的性即善的生长点，是生命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在人则为仁“万物生意”包括了人与动物，这个“观”不是“对观”，而是体验式的“静观”，说明动物也有这种生意，故能引起人的同情。如果从生命的有机联系上说，则是“天地之间，非独人为最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自家心怎么是草木鸟兽之心呢？这是从生命的普遍价值上说的，人与动植物有共同的价值，只是人心能够将其体现出来而已。这是理学家的共识。这一思想在王阳明的学说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另一层意思是，从生命价值的实现上说，人与动物确有不同，动物之间也有不同“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当然更要区分人之性与牛、马之性。告子的错误，不在于提出“生之谓性”说“生之谓性”作为普遍命题，不仅适用于一切生命，而且包含着普遍的生命价值及其可能性。告子的错误在于“只道一般”而不做区分，以至于抹杀了人性与物性以及物性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正是从实现的层面上说的。从这个层面上说，人性高于物性，人的价值高于动物的价值。对此，中国哲学的观点是明确的，用不着多说。
　　六、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与作用
　　人在自然界居于何种地位？有何种作用？这是生的哲学的关键所在。自然界经过漫长的演化，形成和谐的生命系统，人既是其中的一部分，又是有独立意识和社会组织的特殊部分，人类的活动对于能不能保护和维持这一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人类能不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则是决定性的。中国哲学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论述，对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人与自然不是外在的对立关系，而是内在的统一关系。
　　所谓外在的对立关系，是指人以自身为主体，以自然界为客体，因而构成主客关系。无论从认识上讲，还是从价值上讲，人是真正的主体，自然界只是与人相对而立的对象，既是认识对象，又是价值对象。人既可以通过认识控制和主宰自然界，又可以根据人的需要赋予自然界以某种使用价值。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引的。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控制、主宰自然界的强大工具，它对于改变人类的物质生活起到了无比巨大的作用，同时却又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其价值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