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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宗三据此认为，儒家形上学是目的论的系统，且是中国古典思想中唯一的目的论系统。唯儒家义理学是就宇宙万物总说目的因与动力因，而亚里士多德除此层次外，还有就各事物分别说的目的因，而这也同事物之分别的形式因或形构之理相契。牟宗三通过亚里士多德解决了康德哲学在疏通《易》、《庸》系统时的致命缺陷。《易》、《庸》与《论》、《孟》、《大学》取径有所不同，从天道下贯人道。正是目的因与动力因概念帮助达到了性体所涵的宇宙与道德之统一。
　　牟宗三在以《易》、《庸》解释“四因”时，将动力因配“乾”，释为“始生”，将目的因配“坤”，释为“终成”。此既确切又颇具深意。盖“动力因”是经院哲学传统翻译arche时的释义（译为causaefficiems———效果因），此词字面意思就是“开始/本源”，而“目的因”（telos)字面确有“终结”之意。然而，讨论牟宗三对四因说的运用，仍有以下几点可议之处。
　　首先，亚里士多德虽以目的之实现_致地贯穿在宇宙与道德两个领域中，但他既不像德国观念论那样将道德所属的精神领域看得高于宇宙，也不像牟宗三所解的《易》、《庸》传统那样以天摄人，融贯天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的事情低于宇宙和本体的事情。而伦理的成立，却又并不需要宇宙作为“天命之谓性”那样的保证，而只需要人类灵魂中较高贵部分的德性而已。这反而接近于“心体”，而不是与心体分离开的性体。这是牟宗三的解释与亚里士多德哲学最终意趣上的差别。
　　其次，亚里士多德在四因中最看重目的因。而牟宗三在处理儒家目的因与动力因关系时语多牴牾。他一方面评判儒家为中国思想中唯一的目的因系统，另一方面追随宋明以来特别是熊十力的解释道路，逐渐将坤元从属于甚至完全归并到乾元中去。据牟宗三的解释，《易》、《庸》系统是顺着康德、亚里士多德一路推进下来的目的论系统，非此不能承担性体开出宇宙一道德之意蕴。然而按照牟宗三进_步依靠的、以乾元为主的理学传统解释，则不得不将《易》、《庸》系统最后归入动力因系统。此系统其实是“即活动即存有”系统的变种，即将活动归于动力，将存有归于目的，且更为强调活动一面。
　　因而，牟宗三的所有会通性诠释工作包含了自我瓦解的趋势。他直接依据四因说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思想的努力不可谓成功。除宋明理学以来对乾坤生成的安顿纠葛之外，牟宗三运用四因说的最大问题在于未能作彻底的前提性反思。他似乎未能完全领会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整个前提与意图，特别是目的因为何在四因中最终占据主导，目的因在解决他关心的存有/活动问题（即心体/性体）中的枢纽作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因是对存有问题的最终回答，而动力因是对自然问题的最终回答，二者最终不一不异。这里首先应检讨的是问题而非回答：西方哲学为何有“存有问题”，中国古典思想为何近乎提出了“自然问题”，却缺乏“存有问题”。
　　哲学第一开端运用于解释中国思想之前必须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关于哲学的问题”。以牟宗三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的现代解释者——也不妨称为新的中国哲学的建立者——于此类问题几乎是盲目的。在我们去亲身探索之前，考察西方哲学传统自身如何检讨成于亚里士多德之手的第一开端，是很有助益的。
　　二、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破四因说的新西方哲学及其局限
　　20世纪西方哲学对自身传统的周密检讨与自觉突破，首先体现在将自己的使命领会为“解释西方哲学”的海德格尔那里。海德格尔_生运思围绕“存在问题”，且将之视为西方哲学的第一问题，遂依此立下解释全部哲学传统的基准。然而对哲学史稍有了解即可知道，存在问题并未在哲学诞生之初即出现，几乎全部前苏格拉底哲学都在研究“自然”问题。苏格拉底主要通过对伦理事物本质的追问来研究“善”，柏拉图亦顺之将“善”的理念视为“超越存在”的至高问题。唯独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明确将研究“存在之为存在”作为第一哲学的最高任务。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上扮演了最重要的发动者角色。
　　在“转向”前后，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风格之间既有连贯性，也有断裂性。在后期，海德格尔更加倚重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资源，亚里士多德思想逐渐成为被解构的对象。他的工作更倾向于解构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传统加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僵化理解。然而，正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悖论。一方面，他借以推进到前苏格拉底解释的那些基本概念指引——其中最重要的是真理与存在的多重含义——几乎完全是在前期的亚里士多德解读那里阐发的。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解释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全部出发点——前苏格拉底哲学说的是“存在”问题，“自然”说的是“存在着性”这个典型的亚里士多德概念。这就是说，几乎不把“存在”作为主题的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比亚里士多德更本源地回应着这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
　　这个悖论的关键在于，从海德格尔被“存在”问题——或毋宁说“存在之（多重）意义问题”抓住的那刻起，就注定无法摆脱对亚里士多德的依赖。亚里士多德对存在问题的解决系统地依赖于他的四因说。在《形而上学》导论性的第1卷，他就把智慧界定为对“原因”的探索。在摆出“存在之为存在”主题的第4卷，他更将第一哲学的使命坐实为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第一原因”。通过第7、8、9诸卷的准备，他最终在第12卷凭借拓展了的目的因学说解决了这个问题。与此对应，海德格尔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接过亚里士多德的存在问题以及对“存在”与“存在者”概念的全部疏解，同时拒绝亚里士多德以四因说解决存在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四因的主导最终就是目的因，因此毫不奇怪，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解读中的实质性偏离是从削弱目的因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