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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对目的因的拆毁。舒曼（R.SchUrmann)认为，海德格尔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技艺”（techne)学说的分析，将四因追溯到手工制作活动包涵的存在领悟，揭示了作为传统哲学源头的“手工业的形而上学”。他据此认为，海德格尔的工作是揭示并且拆毁西方哲学传统的“目的论统治”（Teleocacy)，阐发了此在在其本真存在中含育的一种新的思想态度。此议不乏卓见，然而，舒曼认为海德格尔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解构，揭示理论/实践都是系统地植根于“制作”。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沃尔皮（F.VolpO在海德格尔对《尼各马科伦理学》的解读中发现的，支配海德格尔“此在分析论”基本框架的最重要解读指涉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明智”（Phr〇neS1S)，而非“制作”概念。相比于后者，前者更是亚里士多德目的因学说之渊薮。但沃尔皮的分析也有其弱点。其一，他的视野中缺乏《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借助其亚里士多德解释试图展开的内容。其二，明智概念中包含的目的论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目的论，不同于作为存在问题之正面解决的目的因学说。对于“明智”这个伦理学概念究竟如何被“存在论化”的，他完全没有深究。其三，他没有认真对待海德格尔解释时发生的偏离。实际上，没有这种偏离，指向《存在与时间》甚至晚期学说的那种去目的论的“存在论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把海德格尔前期对伦理学的解释和后期对理论哲学的解释连贯起来处理，就能清晰地看到海德格尔是如何依靠、转用、偏离乃至遮破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
　　海德格尔很少泛论四因整体。引人注目的例外是《论根据的本质》一文。在那里，他讨论了四因提出的先验条件。此文将一切“因”或“根据”的本质追溯到了此在之自身超越上。只有此在为其自身之故向着世界超越，才有可能建立一切“根据”的“基本存在论”。而向着世界敞开与超越就是“自由”，自由属于此在这种存在方式本身。“作为超越的自由……是_般根据的本源。自由乃是向着根据的自由。”自由之建立根据的诸基本方式中包含了“论证”，或毋宁说包含了提出一切形态的“为什么”之可能。而在这种提问中已先行包含了对何所是、如何是以及存在一般之领悟。这就是说，没有此在之存在领悟，使得四因出现的那种追问是不可能出现的。正是此在之存在方式中包含着向某某追问。
　　这个“向着某某”问“为什么”的基本现象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此在出离自身向外绽出的这个基本结构，这就是此在之自身超越或曰自由。另一个是在这个绽出中需要的是“原因”或者“根据”。两下相合就是向着根据的自由。按照《论根据的本质》中所推进的《存在与时间》中的思路，对于最终根据的“缘何而在”的追问势必会落实到此在自身，而此在自身这个如此亲近者也只有通过对茫然遐远者之追问。然而，此在自身的基本存在方式又是出离自身。海德格尔据此总结说，自由固然是诸根据之根据。但作为出离，自由又是此在之“深渊”（Abgmnd，字面意即“取消根据”）。
　　粗略看来，海德格尔是将四因作为派生的东西吸纳到此在之求根据的自身超越中去了。但将此文放到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整体中看，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正如沃尔皮等揭示的，此在之存在方式本来就基于对亚里士多德“明智”的存在论式转译。而明智自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又应当通过目的因及动力因加以确切的认识。如此，海德格尔对四因整体的吸纳与消解其实是以对四因各自的具体转用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