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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动力因在一般情形下只是开端，而非终极。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表述，它仅仅是“绽出”，而没有达成。用牟宗三发挥的周易术语讲，这个动因也仅仅是“生”，而不是“成”。但我们必须立刻指出，亚里士多德绝不曾用动力因吞没目的因。凡是在他指出目的因与动力因合一的场合，都是目的因起着动力因的作用，而非前者被后者吸纳不彰。用他钟爱的自然事例说，果实既是生长的目的，也是作为生长过程开端的种子之所从出的真正的开端。这就是实现先于潜能。换言之，终点（目的因）先于开端（动力因），而成为开端的开端，绝对的动因。宇宙生化与实践行事之目的一始因同一。
　　但是，在海德格尔眼中，“作为果实，植物返回到它的种子里……任何一种生物随着其生长也已开始走向死亡，而且反过来讲，这种走向死亡也还是一种生长，因为只有生物才能走向死亡；其实，走向死亡可能是生命的最高行为，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达到目的（完成、完善）这个意义上的终结是善的，必须区别于作为转语的终结，即死亡。目的不是结束，不是死亡。目的必然包含善。总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可能像海德格尔那样读出潜能、死亡与匮乏的优先性。
　　由此可引出一个辩证的结论：海德格尔对四因的破斥恰恰依赖于他对四因之一的动力因之转化。从对伦理学的具体解读中看，海德格尔是把对人生整体的考虑夸大为明智的唯一对象，而将对世内事务的谋划全都打发给技艺。换言之，正是因为海德格尔在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释中，牺牲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中包含“涉世性”在内的两重性，海德格尔才能在存在论上消除目的因，从而把动力因单独提炼为此在之自身超越的绽出机制。
　　这里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局面，对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无论像牟宗三那样发挥，还是像海德格尔那样破斥，他们最终竟不谋而合地全都强调动力因、淡化目的因。差别仅仅在于，牟宗三是受《易》《庸》的理学解释传统的诱导不自觉地走到了这一步，而海德格尔完全是别有深意的。
　　但这样一来，依赖亚里士多德来重释中国思想，与超克亚里士多德来重建西方哲学，却落到同一窠臼里。无论依赖还是超克，全都缺乏他们自认的彻底性。为此，不得不重新回到四因说的起源，看看被两位20世纪哲人有意无意忽视的目的因学说究竟何以得到亚里士多德本人那么高的重视。
　　三、生成、造作与哲学的第一开端——四因说的起源与密意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四因说不仅是他个人的贡献，更是哲学本身所要求的。因而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在四因说的内部打转。对于本文的基本任务——将哲学本身问题化——而言，没有比考察四因说的起源与深意更妥当的进路了。讯问哲学第一开端的前提，即是讯问四因说及其所蕴问题意识之所从出的原初经验整体。
　　原因概念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里就已出现，这对于确认理念论的起源有决定性的帮助。但柏拉图并未整理出一个系统的原因学说。把原因确立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概念，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贡献。他曾在两处地方郑重地提出四因说，一是《形而上学》第1卷第3章，二是《物理学》第2卷第7章。这两处的学说都是引导性的。没有它们，第一哲学与物理学的主干研究无从展开。从文脉看，前者关涉哲学一般，而后者关涉自然研究这个分支。
　　在《形而上学》之首卷首章，亚里士多德就把智慧与经验特别是技艺区别开来。与经验相比，技艺包含了对于原因的知识，因此更富于智慧。但无外在实用目的的理论知识比制作一技艺知识包含了更彻底的对于本源与原因的认识。因此“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本源与原因的知识”。顺着这个结论，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将哲学的任务确定为探究原因。在首卷第三章，他系统地提出了“本体意即何所是”“质料或基底（主词）”“运动之始因”及其相反者意即运动之“终极与本善”这四类原因。而早在前一章，亚里士多德已经说明了，理论中的最高门类在于认识目的一一即事物各自的“本善”与全自然的“至善”。
　　我们可以看出，四因是在智慧与技艺的差别中被引入的。但这不是亚里士多德就此差别所做的唯一发明。在某些方面更为系统和丰富的讨论见于《尼各马科伦理学》第6卷。智慧与技艺的首要差别并不是对原因的认识的彻底性与纯粹性，而在于，智慧是理观性的，关注的是永恒的、必然的、普遍的、不变的主题。这些主题高于人类的实践与器物。而技艺则是制作性的。它和明智一样，关涉的是暂时的、或然的、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类事物。作为知识和努斯的统一，智慧所观照的崇高主题包括自然。如此，《形而上学》开篇引导出四因说的“智慧之超迈”，就被《伦理学》落实为例如自然物对制作物的超迈。而自然与技艺的差别正是《物理学》第2卷引导出四因说的基本进路。《尼各马科伦理学》第6卷在四因说的两个出处那里架起了桥梁。如我们所见，这桥梁的中心是在三处文本里共同出现的概念一一“技艺”。正是通过同技艺及制作不断区别开来，智慧与智慧所研究的自然才显示了重大与崇高。换句话说，技艺对于四因说似乎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不过，这些亚里士多德式的清晰在其根基处却带有某种不可测的含混。
　　首先是对技艺的限定。亚里士多德在对技艺单独进行讨论的时候，没有忽略，除了“制作”之外，技艺中还包含了“使用”。制作技艺需要认识产物之质料，而使用技艺则要认识制作产物之形式。更有甚者，他暗示了使用技艺是主宰或统治着制作技艺的“主导性技艺”此类内在区分明显和柏拉图在《理想国》第10卷作出的区分相通。由于柏拉图没有明确区别技艺与实践，他以使用技艺来解释的东西恰是亚里士多德倾向于用实践或明智来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