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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亚里士多德试图用技艺与自然或实践、智慧等进行对照时，他就默默地将之限制为制作技艺。正是这个限制支持着《物理学》的开端，乃至渗透到整个四因说的前提中去。
　　正如《形而上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必须把智慧与技艺区别开来以引导出四因说那样，《物理学》第2卷一开始，他也通过把自然与技艺区别开来，以证成对自然的四因式探究。自然与技艺的区别首先是“万有论”上的区别。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有的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的则是作为技艺的制作产物而存在。正如亚里士多德不止一次指出的，希腊文“自然”（phyS1S)的原意是生、生长，其后意义拓展为向着结果的生长也就是生成。作为所生成者，自然物与被造作出来的技艺产品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始因在自身，而后者的根源在自身之外——“人由人产生，而床却不是由床产生”。这就是说，自然物与制作物的主要区别在于动力因是否归属自身（是否由“自”而“然”）。
　　不过，动力因归属的提出，仅限于将自然物与制作物区别开来。动力因既非唯一的、亦非首要的发问方向。整个《物理学》第2卷的唯一任务在于揭示全部四因——特别是目的因——适用于自然研究。为此，在把自然物与技艺产物区别开来之后，亚里士多德立刻反其道行之，在自然与技艺之间恢复了一系列决定性的类比，以便在自然研究中可以按照形式、质料特别是目的去发问。
　　亚里士多德首先区别了自然与自然物。自然相当于自然物之原因。自然物“按照自然”运动。而自然与自然物的关系，类似于技艺与制作物的关系。自然物具有质料与动因是明显的，亚里士多德最需要论证的只是，自然物也有形式与目的。此时他不得不乞灵于自然与技艺的相似性。“如果技艺模仿自然，并且，在技艺中认识形式与质料是同一门知识的任务，那么……自然学也就该通晓形式与质料这两种意义上的自然。“如果按照技术的东西有目的，那么显然，按照自然的东西也就有目的。”
　　总而言之，四因说能够用于自然研究的理由在于：自然与技艺类似（这个类似是由于技艺模仿自然）制作技艺具足四因；自然物因而具足四因。自然在最高的意义上，等同于自然物之“目的”与“形式”。然而，在《形而上学》、《物理学》以及《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引导性教诲中可以发现，对包括自然研究在内的智慧全部说明都在于先结论——自然是自然物同类的动因，而技艺则与制作物并不同类。
　　同技艺划清界限。据此矛盾，似乎可轻而易举地像海德格尔那样解构亚里士多德，或干脆像舒曼那样宣布，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暗自依据“手工业”的造作经验缔造了全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从海德格尔的批判可以看出，哲学第一开端的关键在于技艺与四因之关系。是否像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诸篇引论显示的那样，四因源于造作经验的先行领会，而又施之于自然之生成问题？是否四因说的秘密就在于把自然也比拟为某种制作产物？
　　从表面看起来，在解决第一本体问题中占据很大比重因而流传最远的两个原因(形式与质料）同制作技艺有密切的关系。但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四因中最重视的是目的因，而标志着其哲学特点、将他同例如柏拉图区别开来的则是形式因、目的因与动力因的合一。换言之，形式因最终被整合到目的因中去，因而整个形式/质料这组原因全都被潜能/实现这对被目的因主导的概念重新赋予了含义。这样，要彻底了解上述问题，就得将之推进为，主导着四因的目的因是否源于技艺经验抑或其他经验？
　　无疑，在《物理学》第2卷中，亚里士多德借助与技艺的类比，确认了自然物同样具有目的。然而，技艺的目的究系何指昵？对此，《物理学》中蕴含着两种不同的回答。按照第2卷第6章的论述，技艺的目的就是制作活动在那里终结的东西，也就是制作产物。另一方面，在同卷第2章，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技艺的语境中指出：“我们所用的东西，全都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自己就是目的。”据此，技艺的目的乃至一切“目的”被精细地区分为两种：—种是制作活动所指向的（towardswhich)，即产物；一种则是制作活动所为的，即使用该产物的人。后者虽是使用技艺的直接目的，但同样也是制作技艺的最后目的。制作的产物不是别的，正是被使用的东西。制作是按照使用的需要去形塑质料的。亚里士多德随同柏拉图重新确认，使用技艺“主导着”制作技艺。亚里士多德的推进在于，确认了使用技艺认识形式，制作技艺认识质料。这样技艺之间的主导一从属关系就转化成了形式认识与质料认识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柏拉图有意将“技艺”的范围扩充到足以包含实践的地步，与被亚里士多德限制为“制作”的狭义“技艺”概念相比，以人为目的之“使用技艺”更接近于“实践”概念。“使用技艺”对“制作技艺”的主导，意味着“实践”对“技艺”的主导。
　　实践对技艺的主导，对于彻底勘察四因说的前提，进而重估作为哲学第一开端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来说，是极为关键的。笔者不能同意被舒曼所激进化了的海德格尔式结论一一四因说乃至整个形而上学均出自“造作经验”中包含的先行领会。我们的理由是，在《物理学》与《形而上学》关于宇宙的最终方案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自然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是合一的。而在制作技艺那里，动力因与目的因则明显不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借助了与技艺的类比来引出自然之目的，但这一类比不足以引出自然的目的就是自然之动因。不唯宁是，他把实践与制作技艺明确区别开来的论断正是：“实践的始因与目的是相同的”不存在自足的制作。实践主宰着制作。手工业制作总是嵌在实践的语境中的，谁如果试图像舒曼那样宣布有所谓“手工业的形而上学”，那么他一定已不自觉地随之引入了“实践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