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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与现状分析
　　近代中国自"五四"运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敞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引入了诸如信托责任一类概念的现代西方理念，在实践上，推动了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成长，理论上，丰富了现代理念的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思想诸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和"等在西方的文化剧烈冲击下退缩一隅。这导致了西方先进理念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畸形生长，同时也使得民族传统文化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一方面是急于将发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信托责任立刻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结合以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不甘心自己民族传统的丧失而流于形式地大力说教和复古。面对当前中国"孝"伦理思想的逐渐消弭和匮乏以及源自西方的现代信托责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与其让两种文化彼此争斗，倒不如探求东西文化二者的融合点。
　　从古至今，不同时期的中国历经对儒、释、道精神追求的变迁，但儒家伦理占主导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儒家伦理的基本原点是"孝"，而悌、忠、信等都是从"孝"延伸出去的。因此，儒家伦理观是以"孝"为本的人伦一体观并有着视人如己的人与人的情感连续性，认为他人是与己相同而且可以认识了解的另一个自我，是自身的一部分。孔子的"文、行、忠、信"[1]力图说明儒家君子行事的原则也就是家庭的孝悌伦理延展到社会上时需要如何通过在经典的学习（文）、社会的实践（行）中表现出忠与信。在行事中体现出合理的人情尺度，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行为方式。正如韩格理说："正如顺从应如中国人所理解的一般，意味着某人对其生活中的分位所应克尽的责任之忠诚。"[2]君子力图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间建立和谐关系，儒家的伦理思想正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论证其独特的社会思想。
　　文化具有相似性，西方的信托责任同样起源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和检验，尽管信托责任出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积累时期，本意是职业经理人不可以只为了自己的私立而置股东的集体利益于不顾，利用便利和占有的资源窃取自己的最大私利，即使这样自己得不到最大的利益甚至自己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韦伯指出："为了雇主的荣誉，即使结果是毁言加身甚或牺牲生命，也必须加以忍受"[3]。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提出信托责任带有一定的制约甚至是惩罚目的。当前，信托责任理论广泛运用到各个领域，其本质其实是"利己"和"利他"的博弈。这是人性的两个极端而非人人如此，只是使用了信托责任这顶帽子就可以任意给有两者倾向的人加以标注。显然这已经违背了信托责任的把本意。现代信托责任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应该在自己的内心充满责任感和对他们充满信任感。这无疑于又要从家庭教育说起，众所周知现代家庭的环境影响对一个人走向社会是多么的重要。因此，无论一个国家以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环境，现代信托责任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轻视的。
　　二.中国"孝"伦理思想与现代信托责任契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西方文化对于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的衡量往往是以"责任"或者说"责任感"来作为标准。郎咸平教授说中国人最缺少"信托责任"，这是有道理的，尽管郎咸平教授的概念更多的是出于市场经济中的行为而做出的判断，但是这同样无法摆脱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易杰雄教授认为："社会的进展不是经济决定论，不是政治决定论，更不是军事决定论，而是文化决定论。"[4]"孝"伦理思想在20世纪初的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新文化运动中和"打倒孔家店"的诉求一同被摧枯拉朽的肆虐，更是在文化大浩劫之后的经济垦荒当中被利益和开放所纵横捭阖。
　　清朝王永彬在《围炉夜话》里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源，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一起邪淫念，则生平极不欲为者，皆不难为，所以淫是万恶之首。"中国人在衡量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时候倾向于以"孝"作为标准。而用产生于近代西方商业领域中而可以推而光之到全社会层面的概念"信托责任"来解释最合适不过。"信托责任"中的"信托"是指基于信任的委托，"责任"分内的职责和任务。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出于对孩子的绝对信任而对孩子付出物质和精神上的东西，也就说明父母基于是信任把他们的一切委托给我们，相反我们作为孩子，应该有绝对第一责任来赡养自己的父母，这是发生在家中的"孝"。"孝"的本质其实就是信任与信用，这不仅与"孝"本身是不带有怀疑有关，更和"孝"可以很自如的把世间所有的人都按照一种看不见但又摆脱不了的心甘情愿遵守秩序行事有关。"孝"本身就是一种责任意识。这种意识在不同层面分别体现为：赤子情怀、爱岗敬业和完善自身等等方面。因此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出结论：不"孝"的人绝对没有"责任感"，不"孝"的人得不到"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