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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同等情况同样对待”辩护“强主张”的支持者，通常都会去强调这个一般的正义原则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其本身是无法被合理反对的道德要求。在他们看来“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拥有比想象高得多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它似乎拥有某种终极价值的地位。支持者为进一步强调它的重要性，开始运用了“自然正义”瑥之类的语词。联系到罗尔斯关于“自然义务”（naturalduty)的说法,就会理解为何“同等情况同样对待”这种“自然正义”拥有高度的重要性。在罗尔斯看来，自然义务的特点在于，该种义务应用在我们身上不但与我们的意愿行为（voluntaryacts)无关，而且它们与各种制度和社会实践并无必然的关联,该种义务的内容也非由这些（制度）安排的规范所规定。因此，我们有不应残忍的自然义务、有应当帮助他人的自然义务,无论我们是否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即使我们没有承诺过不残忍或者帮助他人，这些都不构成拒绝该种自然义务的借口或有效辩解。瑐由此可以发现“自然词的准确含义是：它是指与“制度的”和“意志的”想对立的状态，所以自然正义应当指既与制度安排无关、又与我们的意志选择无关的正义要求。依照这个逻辑“同等情况同样对待”如果是一项自然正义，那么它就拥有了近似于“构成性”义务的角色，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此时它的强度就足以支持同案同判的“强主张”。
　　不过，这样的说法依然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即使我们承认“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确是某种“自然的”正义要求,但是无法否认其他自然正义存在的可能性，例如生命、财产、自由等等，因此它仍然存在被其他的道德要求凌驾的可能性。而且实践中也的确如此，请考虑下面这个关于“错误决定”的例子:瑧假设在情形S中，给出了A的决定，并且A后来决定被证明道德上错误或者不恰当（但并未被改变），此时假设面对与S相似的情形S’中，考虑到“同等情况同样对待”，那么是否也应当给出A这个决定？换言之，如果不是事先就存在着SA的话,而是直接做出S’A的决定,瑐那么这种做法就是道德上错误的，问题是‘‘同等情况同样对待”使得基于SA得出的S’A因此就是正确的吗？无论你会给出怎样的回答，最终的结果都会使得“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拥有被凌驾的性质。如果你的回答是S’A因此正确，由于此时“同等情况同样对待”实际上就是“因为SA,所以S’A”的同义反复，所以你还得寻找其他别的根据以证明S’A是正确的，那么此时“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分量就会次于其他的根据。如果你直接表示S’A错误，那么一定是因为在你看来“实质上的正确”这个要素的分量凌驾于“同等情况同样对待”之上。第二，即使自然正义的说法是恰当的，但是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同等情况同样对待定是某种类型的自然正义，这是因为该标准本身就预设了‘‘人际互动”的存在，如果可以用‘‘社会实践”这个语词合理替代其中的“人际互动”，那么“同等情况同样对待”就成为“非自然的”正义。何况，如果将“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放置在评价司法裁判的地位上，那么它所针对的更是一种毫无疑问的社会实践，此时“自然正义”的属性就应当从中被剥离开来，它也就随之丧失了类似于终极价值的强度。
　　假设我们退一步,承认“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确是某种自然正义，承认它是很难被凌驾的道德要求，但是它依然很难支持同案同判的“强主张”，这是因为：“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本身是一个具有空洞形式（emptyform)的正义原则，如果不能就其内容进行具体化的填补工作，该正义原则自身必然显现为某种极不完备的状态，也就无法给我们的行动提供任何可以依赖的指示。瑐也就是说，即使能够证明“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本身的确能够难支持同案同判的“强主张”但是它还需要补充更为具体的标准，才能实现这个任务。由于这个空洞形式本身,无法说明什么是同样的情形、什么是不同的情形，所以依然存在着打着这个旗号对相同情形给予不同对待的可能性。简言之,如果“同等情况同样对待”能够支持同案同判的“强主张”那么不但要证明“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是不可被凌驾的道德要求，还需要事先就存在着用以区别相同情形与不同情形的类别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