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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主义与市民社会：逻辑的关联性

　　民主主义一词是公元前5世纪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使用，它由表示人民的“demos”和表示统治的“kratos”两个词组合而成。因此，民主主义的原意是“人民的统治”，具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市民的权利保护、人民主权等特征，意味着所有公民及机构可以自由而平等的地位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政治体制与治理结构。

　　“市民社会”也称公民社会，其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曾使用过这一名词，主要用来指城邦国家。[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后来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它一直倍受政治思想家的青睐，从卢梭到马克思，从黑格尔到葛兰西，许多西方思想家对市民社会都有自己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与认知。

　　（一）基本概念及其特征

　　一般来讲，市民社会的定义众说纷纭，尚未定论。不过，大多数学者比较倾向认为，市民社会是指“对应于政治国家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由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组织构成的社会力量”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可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介于国家（公域）与公民（私域）二者之间的一个中间场域，它既不同于政治社会（国家），又不同于经济社会（市场），也不完全是脱离了政治和经济的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而是由诸多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构成的中间场域。因此，它是现代社会政治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安全阀与缓冲器。客观来看，它是民主政治的“社会载体”，主要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第二，政治平等；第三，公民之间的团结、相互信任和相互容忍；第四，合作的社会结构的存在。赵黎青：《帕特南、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54-58页。市民社会的这些特征，内聚着民主的元素与气质。

　　（二）市民社会与民主主义的关联性

　　市民社会自诞生以来，就与民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逻辑存在高度关联性，这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考察：一是正向关联的逻辑，二是负向关联的逻辑。这两个方向都可以解释市民社会与民主主义的互动逻辑。

　　从正向关联来看，市民社会具有促进民主的积极价值。市民社会的民主功能是由以下三个因素规定的：其一，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育是民主主义思潮启蒙的结果。民主主义就是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价值理念，以理性抗争的组织化活动为存在方式的社会政治思潮，这种思潮解放了弱势群体长期受神权压制、或者封建王权专制的抗争意识。其二，市民社会的任务与活动彰显了民主主义的精神。市民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公民通过组织化的活动向国家（政治社会）进行利益表达，只不过这种利益表达渠道是市民社会而已，市民社会的自组织活动彰显了民主的权利精神与气质。其三，市民社会的目标与民主主义的目标存在一致性。市民社会追求与国家的理性合作，反对专制独裁，反对政治社会的压制，民主主义也是强调公民个人的权利保护，主张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同时抑止国家边界的无限扩大。总之，市民社会对民主的促进是自然的逻辑，因为它承担了洛克式功能、黑格尔式功能、多元功能、托克维尔式功能和非营利功能。JoergForbrig，“TheNexusBetweenCivilSocietyandDemocracy：SuggestingaCriticalApproach，”http：//www.kakanien.ac.at/beitr/theorie/JForbrig1.pdf，2003-6-11.

　　市民社会推进民主化的路径可以分为两种，即国家的民主化和市民社会自身的民主化。所谓国家的民主化就是在一定的范围，采取适当的行为方式对国家行为进行再调整，建立民主主义制度。而市民社会的民主化重点是缓和阶层间的对立关系及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对畸形的公共领域进行批判，重新创立公共议程。当然，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没有直接掌握或者分享到政治权力，而是通过组织化的市民运动监督国家实现民主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组织的市民社会运动起着连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中介作用，彰显了市民社会的公共性，其强大的动员能力为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注入积极的正能量。

　　从负向关联来看，市民社会对民主发展也具有消极影响。虽然市民社会的出现与民主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在特定条件下，市民社会自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甚至出现所谓的“市民社会悖论”MichaelW.Foley，BobEdwards，“Theparadoxofcivilsociety，”Journalofdemocracy，1996，Vol.7，No.3，pp.38-52.：比如公平正义价值的迷失、有偏见的利益表达、非理性的行动偏好、非民主的运作程序。除此之外，市民社会组织管理混乱，治理结构失灵，信息不透明，缺乏公信力等问题也会对民主主义构成实质性损害，不仅破坏民主的原则与运作，而且也会增加社会成本，产生“劣质市民社会”的现象。SimoneChambers，JeffreyKopstein，“Badcivilsociety，”PoliticalTheory，2001，Vol.29，No.6，pp.837-865.

　　综上所述，市民社会是由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构成的自组织网络，是不以获取政权或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行为主体。它的基本目的是通过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管理来进行利益表达，具有形成并传递公民意愿、整合社会利益的重要功能。市民社会组织开展的社会运动中大部分可以说是形成民主化决策的活动，通过公民的参政议政对国家公权力不断施加影响。如果这种参与是在有限的边界内，那么可以达到积极成效，构建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参与超出了它的能力限度，那么就可能会抑止民主主义进程。

　　韩国市民社会的发育：民主主义的演进

　　（一）韩国市民社会的发育

　　市民社会是近代以来韩国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诞生的。1910—1945年间日本殖民统治韩国，这一时期韩国不具备市民社会的形成条件与基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因为冷战原因，美苏两家在朝鲜半岛划定北纬38°线实施南北分治，南部的韩国是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北部的朝鲜是属于共产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抗对半岛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至今半岛上的冷战遗迹依然存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是军人力量执政，构建了由军事强人李承晚、朴正熙和全斗焕领导的威权政治体制，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得以改变。

　　客观地讲，在长达30多年的威权政治体制中，虽然政府是由军人掌控，但这一时期韩国整体上仍有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政治环境，有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参见CottonJ.，“FromauthoritarianismtodemocracyinSouthKorea，”PoliticalStudies，1989，Vol.37，No.2，pp.244-259.SinT.，MasspoliticsandcultureindemocratizingKore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23-29.因为对内方面，韩国政治军事强人通过推进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使韩国的现代性增强，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现代制度设计逐步形成；对外方面，韩国军政府与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良好关系，国家间交流比较自由开放，国民移民、海外游学限制较少，出国回国频率日益增多，国民的权利意识日渐复苏，民主意识日趋活跃。这种相对开放的威权政治社会，为日后韩国市民社会的快速成长奠定了社会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部分市民社会组织以“光州起义”为契机，开始提出民主化的政治诉求，走到政治舞台的前面，“成为使军部权威主义政权转向民主主义制度的中心势力”宋成有、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页。，并使自身的自律性增强，在“与国家对立的结构中由弱势转变为均势”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基本上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型，威权体制让位于民主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制约市民社会发展的制度障碍被清除，各种市民组织和市民运动急速涌现，韩国市民社会在质和量上经历了比较快速的成长和成熟。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