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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源性动力

　　首先，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角色转换的基础动力。韩国市民社会的发育与经济现代化存在逻辑关联。韩国市民社会的发育与韩国成功地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经济起飞，加速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密不可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市场民主创造出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的、较为自主的经济社会力量及其活动领域，这就是市民社会。在战后30多年间，韩国从一个贫穷、破败和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随着经济高速发展，韩国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市民社会也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孕育、发展并不断壮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韩国完成了“经济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政治从军人专制到文人执政的过渡后，力图革新，开始了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崔志鹰：《朝鲜半岛：多视角、全方位的扫描、剖析》，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由此可见，市场力量激活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在韩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权利意识的复苏成为市民社会角色转换的思想动力。在军人色彩浓郁的威权政治时代，韩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高压统治的状态，公民的权利经常受到政府的侵害，它在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中处于生存窒息的状态，加之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薄弱。但是市场民主也给韩国带来一个额外福利，就是它激活了普罗大众长期压抑的权利意识。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形成，当大多数人认识到需要有民主制度来保障其权利和利益的时候，全面民主化的思想条件逐就成熟，于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原有基础开始在韩国动摇。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深化，技术的革新极大地便利了知识的传播，公民个人形成了明晰而且坚定的权利概念，他们的自我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以及民主意识都得到了极大发育。一旦寻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喷发口的时候，权利意识便会燃起思想之火，掀起社会运动，释放出巨大能量。日益复苏的权利意识为韩国市民社会的发育供给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再者，公共利益的驱动是市民社会角色转换的生存动力。公共利益一般是指与社会大众相关的利益，涉及公共领域的产品供给与议题设置，CurtinD.“PrivateInterestRepresentationorCivilsocietyDeliberation？AContemporaryDilemmaforEuropeanUnionGovernance，”Social&LegalStudies，2003，Vol.12，No.1，pp.55-75.它与特权利益、私人利益相对立。由于威权政治仅仅代表少数阶层的利益，造成资源独占和分配失衡，所以它损害了公平正义，阻滞了社会流动，引发了韩国社会的极大不满。人们强烈要求政府能够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考虑，彰显政府的公共性。市民社会作为公共利益的表达者与整合者，它们及时地表达与反映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使它们在完成民主转型之后寻找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应该讲，以公共利益为政治追求，这是市民社会角色转换的生存动力。在积累了经济与思想的基础条件之后，韩国市民社会组织在公共领域发现了新的舞台，积极参与利益表达与整合，把身份转换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协调者，并由此获得了社会认同与支持。

　　最后，威权政治的失灵是韩国市民角色转换的政治动力。韩国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威权政治的失灵也有一定关系，换句话说，威权政治的治理失败，是韩国市民社会组织发育的重要诱因。在1987年前，历经30多年的威权体制使韩国取得了经济现代化的骄人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威权体制在发展政治现代化方面相对滞后，韩国政治系统中缺乏民主和监督制衡的力量，它依然具有强人政治的色彩，依然保留军人干政的传统，依然使用高压手段打压社会弱势群体的抗争与不满，从而导致结构性腐败严重，贪官横生，民怨日增。在威权体制下，政治秩序虽然得到了暂时稳固，但是它缺乏可持续生长的能力，也无法有效长期维持下去。另外，由于受权力高度集中的诱惑，统治集团内部也经常发生权力的争夺，甚至频繁发生流血政变，国家权力出现非理性转移，朴正熙总统夫妇被刺杀就是明显的例证。简言之，威权政治的失灵，给韩国的政治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成为市民社会与政府对抗，要求改变现状，实现社会正义的直接动力。

　　（二）外源性动力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变革都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韩国市民社会的角色转换不仅仅有这些内生型动力，而且也还存在外生型动力。外生动力的考察，需要把韩国放置在东北亚的冷战时空背景中。本人认为，能够对韩国市民社会产生影响的外部力量有两个方面：一是民主价值的传播与输入；二是美国因素的影响。当然在内源型动力与外源型动力的重要性方面，内源型动力是主要因素。

　　一方面，民主价值的输入是韩国市民社会角色转换的诱发性动力。民主价值对韩国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育有着重要的诱发作用。当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价值观念通过韩国移民以及媒体向国内传播的时候，当西方的价值观念借助投资、贸易、旅游、电视剧、电影和文教交流向韩国输入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体系就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冲击，韩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得以重塑，从而最终成为被韩国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最终动摇了威权统治的等级观念与保守价值意识。市民社会的诞生与这些民主价值的催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一种市民社会角色转换的诱发性动力。

　　另一方面，美韩同盟的影响是韩国市民社会角色转换的辅助性动力。在冷战期间，朝鲜半岛是冷战期间的前沿，两大集团对抗甚至发生了热战。这种冷战背景，使韩国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以求保障自身的安全与生存。美国与韩国的军事同盟，重建了韩国的政治秩序，极大地影响了韩国的政治议程。美国在韩国保持大量美军驻扎，美国与韩国军政高层经常互访，美国的政治模式深刻地影响了韩国的政治生活。无论是选举制度、还是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韩国的政治设计都能发现美国元素的影子；在政治危机事件处理中，美国也经常通过同盟方式向韩国政府表达立场，进行施压，迫使韩国政府当局修正政策。因此，在美韩军事同盟条件下，韩国市民社会的成长也从中受益匪浅。关于美韩军事同盟对韩国市民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见：ScottSnyder，“U.S.-ROKCivilSocietyTies：DynamicsandProspectsinaPost-AllianceWorld，PaperpresentedattheKiFS/NBRconference2007，”http：//www.nbar.org/downloads/pdfs/PSA/USROK_Conf07_Snyder.pdf，2007-9-10；

　　YoonheeKang，“KoreanCivilSocietyandTrust-BuildingbetweenSouthKoreaandtheUnitedStates，”AsiaPolicyJanuary2012，No.13，pp.61-80；LeeHeysook，“StateFormationandCivilSocietyUnderAmericaOccupation：theCaseofSouthKorea，”KoreaJournalofPopulationandDevolepoment，1997，Vol.26，No.2，pp.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