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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视角下韩国市民社会的角色转换(7)

时间:2013-10-08 13:22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刘雨辰 点击次数:

  韩国市民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挑战

  自民主转型以来,韩国市民社会的角色先后经历了多次转换,从政府的挑战者到政府的合作者,从争取民主到参与治理,都发生了很大飞跃。未来这种角色转换是否还会持续下去,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发展趋势

  第一,韩国市民社会将继续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现代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复合型社会,它不仅呈现为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和利益多元,而且也体现为组织多元和议题多元。多元化既是对个体的关照,同时也是民主特质的写实。韩国市民社会组织的利益需求将由过去仅关心政治问题逐步趋向议题多元化,将更多地关心环境污染、社会福利、就业和教育等问题。例如,韩国学生组织过去比较热衷于民主运动,现在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领袖现在抱怨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组织和动员学生参加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因为新一代学生不再过多关心政治民主、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这类宏观问题。相反,韩国的大学生们对与自身利益有关的学费书价、食堂服务、实习机会、体育设施等校园问题越来越感兴趣,此外,其他组织也根据本组织的性质,提出自身的利益需求,如“韩国妇女组织联合会”主要致力于开展有关妇女法律的立法运动,如婴幼儿保健法立法、性暴力防止法立法、男女雇佣平等法的立法等。“韩国环境保护联盟”,主要针对大气和水污染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组织反污染活动,召开讨论会和举办展览会等。

  第二,韩国市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生态将呈现为均衡化。民主化纠正了过去市民社会与韩国各级政府的不对称和不对等关系,回归到政府与社会的平等互动,改变了过去的对抗对立的关系样态。过去几十年韩国市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在强大的政治权力压迫下,韩国市民社会长期处于被抑制状态,市民社会为争取更多利益,需要坚持不懈地与政府作斗争。权威主义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不断与市民社会发生冲突,这是一个无止境的镇压与反抗相互作用的循环圈。在走上民主化道路后,韩国市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已经出现良性互动。尽管现在韩国一些市民组织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有时也采用激烈的手段,但今后随着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韩国市民社会将逐步学会用专业的、建设性的政策意见,通过适当的调解机制和程序去检验、控制和影响政府的决策。韩国不少市民组织已宣布将抛弃过去激烈的抗争手段,而采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促进对社会政策的讨论,用和平的行动来替代以往过激的示威行动。今后,韩国民选政府也将尽可能适应市民社会各组织的要求,认真考虑他们的想法和对政府政策的意见。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经明确表示对市民组织的活动给予支持,并希望市民组织能够支持政府的改革措施。此外,韩国市民社会组织与在野党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也将重新定位,在独裁政府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抵制独裁政府的联盟关系,今后这种关系在收集公众意见、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将成为一种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崔志鹰:《朝鲜半岛:多视角、全方位的扫描、剖析》,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政府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均衡化标志着韩国民主主义的成长与成熟,韩国进入了民主治理的新时代,这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

  (二)转型挑战

  一是集体行动的挑战。韩国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大量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构成的网络,在组织网络中,各自的人员构成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导致了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追求目标不同。如果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进行共同合作,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即“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关于集体行动的介绍,可以参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任何组织在行动时都会面临集体与个体的利益计算的问题,在韩国市民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必须面对的组织挑战。在社会运动中,韩国市民社会需要考虑组织的利益逻辑如何与组织成员个体的利益逻辑达成一致,从而加强组织运动的有效性;单一组织的利益与整个市民社会运动的利益逻辑保持一致,而不致于因为利益分歧使社会运动受损。未来,在由大量社会组织构成的网络化治理中,韩国市民社会组织只有在政府有效引导下,彼此注重协调,相互建立信任,才能克服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使社会组织能够在未来的公共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身份认同的挑战。在实行民主化之后,韩国市民社会中相当数量的市民组织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身份认同危机。认同模糊导致市民社会组织内部凝聚力下降,成员忠诚度和行动一致性出现下降趋势,因此急需进行重新定位,确立新的角色认同,提升组织成员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市民社会组织从革命者到改革者和参与者的角色转换,说明了韩国市民社会在民主主义进程中身份定位的新探索。刘淳:《转型期市民社会与社会秩序:以中国台湾与韩国为例》,载黄卫平,汪永成主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当然,在身份重构中,未来还要面对以下变量因素的考验:其一,政治价值面临着选择权力精英主义还是多元主义的路线定位。在民主政治巩固后,韩国市民社会的政治立场受到社会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动摇。有人对“未经选拔的权力”即市民组织行使强大的力量和表达政治意愿提出疑问,其中也不乏对市民组织具有过度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理念斗争倾向的批评之声。他们认为,应顺应多元主义时代市民的要求,更加接近市民。其二,市民社会组织面临专业身份抑或是政治身份的抉择。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韩国社会普遍预期是市民社会组织应该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以专业技能服务国家治理。因此,也有人对市民组织过多进入政治权力圈子提出质疑,因为他们担忧市民组织不仅超越牵制和监督权力的职能,自身也反而成为权力机构,出现市民社会官僚化的病态。其三,市民社会在行为规范上面临着“强约束”主导还是“软约束”主导的选择。由于韩国政治社会存在“分断体制”的现实,ShinKwangYeong,“TheDilemmasofKoreasNewDemocracyinanAgeofNeolib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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