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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韩国市民社会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具有参与的双重性。参与的双重性与市民社会的组织性与自律性存在关联，这恰恰说明了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空间。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韩国各项制度设计尚不完善，整个社会相对缺乏有效的制度、规则和秩序，市民社会中多种价值观并存，在社会运动中因此偏重自身的组织利益，而忽略国家制度、社会秩序的规范与约束。由于政府权威的弱化，因此，韩国一些市民组织的行为呈现出较为激烈和极端化倾向。一些市民社会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很多是出于其本身小组织利益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考虑，而不是从社会整体利益的大局考虑，加之缺乏正确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方法，不是出现不问政治的消极倾向，便是出现狂热的、激进的政治参与行为，结果往往因无自我控制的参与行为导致了政治秩序的不安定，出现混乱现象，阻滞了韩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由于市民社会组织大多具有公共意识，所以它们对事关民生利益的公共议题保持了较高的参与惯性，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彰显了市民社会组织的社会存在感和价值理性，使得韩国在民主主义的转型道路上持续前行和进步。正是基于价值双重性，韩国市民社会组织才在政治现实中出现社会参与的双重性现象。参与双重性的存在与强化，是市民社会组织对自身民主特质的最佳注释。

　　韩国市民社会的角色转换：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范式变迁

　　在韩国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作用与其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市民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威权政治时代，市民社会是军政强权秩序的挑战者；在民主转型时期，是韩国社会利益表达与综合的代言人；在民主固化后，转向为与政府合作治理的参与者。总之，韩国市民社会角色转换的过程，既是政府与社会关系范式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韩国民主主义政治演进的过程。

　　（一）威权政治秩序的挑战者

　　从结构角度来看，韩国的市民社会是由中产阶层、学生、劳工、新闻记者以及学者、宗教界和农民组成，这些广泛的社会群体在处在政治权力精英的对立面，“特别是在政府权力被绝对化的情况下，分散的市民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处在权力边缘的”[韩]权五勇：《韩国病》，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群体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对军政权的威权统治，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政府的压制和市场的不平等。因为，在经过长期的经济现代化之后，市民社会的权利意识慢慢复苏，它们积极、自发地行动起来，向全斗焕政权抗争，最终迫使卢泰愚发动政变，建立了总统直接选举的民主体制，使韩国启动民主转型。LarryDiamond，DevelopmentDemocracy：TowardConsolidation，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9，p.235-236.可以说，韩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加速了韩国威权政治的终结。

　　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韩国新生的民主脱胎于旧体制的时间短暂，也还不成熟，比较脆弱，它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如何让新生的民主尽快完善起来，使之扎根成熟和稳定发展。问题是如何才能让民主固化下来？谁又能够承担此历史重任？历史再次把使命赋予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完成民主转型的历史使命。在巩固民主的方式上，市民社会可以引领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同时赋权人们积极进行利益表达；还可以培养未来的政治领袖。SuchitBunbongkarn，“TheRoleofCivilSocietyinDemocraticConslidationinAsia，”http：//www.apcss.org/Publications/Edited%20Volumes/GrowthGovernance_files/Pub_Growth%20Governance/Pub_GrowthGovernancech10.pdf.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打击巨大，中产阶层受到了巨大重创，他们在政治领导方面的自信、希望都变得消沉脆弱。但是，韩国市民社会在危机中充当了积极的行动者，他们争取赋权，重获人民信任，让他们更加坚定地站在政治舞台上，中产阶层的声音又可以经常被听到。因此，他们更加广泛和有效地代表公共意见，普罗大众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市民社会更加团结，最终坚持了独立，抵制了政客与大企业的合谋，克服了政治保守力量的压制，成为民主主义大旗的坚定旗手。

　　（二）利益表达与协商的代言人

　　众所周知，在组织化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理性与通畅，是社会利益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条件。在利益结构断裂的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狭窄，利益整合机制缺失，往往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产生结构性社会问题。“下层社会利益诉求无从上达的情况将导致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严重倾斜以及下层社会利益被剥夺的情形的加剧，有可能导致社会能量积聚、社会下层激化”陈映芳：《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第87-92页。。一般认为，市民社会有利于理性的利益表达与整合，因为“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就是一个社会利益结构合理化的过程”鲁哲：《论现代市民社会的城市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虽然市民社会的每一个群体在活动中不一定都组成利益组织，但利益组织通过将大部分市民组织起来，就形成了市民社会的主要力量，就能反映市民的利益和要求，推动民主化的进程。“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不仅为未来的国家民主化提供资源，而且也能对国家的民主承诺的逆转进行控制”李后强、邓子强：《协商民主与椭圆视角》，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规范发展的市民社会能有效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运作，培养和提高社会组织的自主意识和自治能力，它不仅可以为个人的成功提供更多机会，而且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能发挥较大作用。

　　在此时，韩国市民社会的角色又面临着新任务的挑战，也在自觉地进行角色转换。市民社会不仅仅是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它还能够做出一些“准政府”行为。按照雅尼克功能主义的界定，市民社会就是旨在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作出回应的公共行动。铁锴、王振亚：《论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条件》，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80-85页。市民社会的定义表明：市民社会不仅仅能够进行“廉价对话”，它本身也能够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而且是推动民主化尤其是协商民主进程的主要行动者。SuhDoowon，“CivilSocietyinPoliticalDemocratization：SocialMovementImpactsandInstitutionalPolitics，”DevelopmentandSociety，December2006，Vol.35，No.2，pp.173-195.在韩国民主主义进程中，市民社会组织要比某些利益集团更有组织性和号召力，它们的利益表达与协调功能要比利益集团更加突出，所以有学者建议，可以通过广泛赋权方式让市民社会组织更好地进行利益表达。LarryDiamond，DevelopmentDemocracy：TowardConsolidation，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9，p.244.它的利益表达功能，使其在利益整合机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对重建日益衰减的政府公信力具有大有可为的空间。李明博政府时期出现了“开放美国牛肉”事件，韩国的市民社会组织发挥了强大的利益表达与整合的功能，对韩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产生了巨大影响。总之，韩国的市民社会正在“从一个反政府的无组织社会向一个严格组织化的而又很好界定的利益集团社会转变”SunhyukKim，“CivilsocietyinSouthKorea：Fromgranddemocracymovementstopettyinterest，”JournalofNortheastAsianStudies，Summer1996，Vol.15，No.2，pp.81-97.。这种转变在韩国的民主义进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政府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新调整，从对抗政府转向对话政府，韩国从一个威权政治社会进入到一个由市民社会占主导的民主化社会，这是民主成长的必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