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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社会革命研究领域，斯考切波(2007)的经典研究也明确提出"将国家找回来"。过去大多数革命理论家都将革命看成是为旧制度下的社会矛盾所引发，政治冲突被归因于社会经济力量的冲突，而斯考切波则认为，与其说社会革命根源于社会冲突或阶级矛盾，毋宁说根源于旧制度下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革命与旧制度下国家政权组织的崩溃和新制度下国家政权组织的巩固和运作紧密相关。在斯考切波的研究所推动的"找回国家"浪潮中，越来越多的研究提出，国家的组织性安排、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以及现行政策，无一不影响着人们如何在政治领域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某些潜在的集体认同得以激活，而另外一些没有;某些社会冲突被政治化，而其他的却没有；国家镇压一些社会运动，而容忍另外一些；国家内部不同行动者的分歧影响到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自主而有效的国家干预也可能会激发社会阶级提出新的政治诉求（卡茨纳尔逊，2009:343-348;Barkey&Parikh，991)。可以说，这些国家中心视角的研究都指向了国家作为自主的行动者和制度结构对于社会抗争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国家”的层次和要素

　　将国家作为概念变量，意味着将国家概念化为若干层次和维度，以考察国家究竟在哪些层面上塑造了社会抗争。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国家"经常被等同于"政治机会结构"（赵鼎新，2005)，因此，我们先考察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指向的国家或者政治要素。

　　塔罗最清晰地界定了''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在他的阐述中，政治机会结构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变化的政治机会。它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原先封闭政体的开放，二是政治联盟的稳定或者不稳定，三是联盟者和支持群体的存在或者缺失，四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分裂或者对于抗议的容忍程度，五是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Tarrow，1988)。后来，他又将它界定为四个方面的要素（Tarr〇w，1991)，不过大体是相似的。第二，更稳定的机会一限制。它包括三方面要素。一是强大或弱小的国家渗透能力，二是吸纳或排斥的国家战略，三是包容或镇压的国家策略（塔罗，2005;Tarr〇w，1988)。

　　可以看到，不管是''变化"还是"更稳定"的政治机会都与国家理论中更为宏大的国家制度结构存在距离。艾辛格在讨论政治机会时比较的就是美国不同城市"政治机会结构"的差异，而非国家层面上制度结构的差异（Eisinger，1973)。不过，塔罗并非没有把这种宏大的国家视角纳入进来。在《运动中的力量》一书中，在讨论政治机会结构之前，塔罗在第一部分就讨论了国家创建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国家创建催生了整个"现代社会运动"，而非任何特定社会运动的机会结构(塔罗，2005)。

　　较之于政治机会结构的研究，国家中心视角的研究在强调国家制度的结构性束缚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各自关注问题的差异。政治机会结构研究往往以运动为中心，关心“缘起”的问题，因此，它与资源动员理论一样都关注群体资源动员的"策略"，只不过它更关心策略性互动的政治背景（Tarrow，1988;McAdam，2000);与之不同，国家中心视角的核心概念就是"国家"，它侧重于分析国家作为宏观制度结构的束缚性影响。斯考切波（2007)就强调理解社会革命的"结构视角"革命性运动很少开始于一种革命性的意图，革命意图完全是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目的如此众多、多变和矛盾，以至于在其复杂的互动中所产生的结果既不符合任何人的意图，也不是任何人所能预见的。因此，影响社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结构。因此，国家中心视角的研究中，国家性质、国家创建以及中央一地方关系、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制度安排都被涵括在"国家"概念之下。

　　本文主要以塔罗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界定为参照，同时补充以国家中心视角的研究中所涵括的国家要素，将"国家"概念化为三个层次：（1)稳定的政治结构，包括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三个要素。（2)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包括国家渗透能力、战略和策略三个要素。（3)变动的政治背景，包括封闭政体的开放、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裂和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五个要素。在下文中，我将分别从这三个层次来梳理相关研究文献中所揭示的国家塑造抗争政治的若干面向。

　　二、稳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抗争

　　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三者构成了社会抗争"稳定的政治结构"。一方面''稳定的政治结构"将不同国家的制度背景和历史带入不同解释模式之中，强化了对于抗争政治差异性的解释能力，并且，强调政治结构之意外后果，格外能够跳出个人行动者主观意图的微观分析;但另一方面，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变量倾向于静态的解释，而不能很好地把握变化的现实，其较为强烈的结构主义决定论色彩更是招致许多批评。

　　(一)国家性质

　　根据传统的"解压阀"理论，民主国家被认为最不容易出现革命，因为选举是阶级意识的坟墓，也是革命运动的坟墓（Goldstone，2001)。

    相反，权威主义国家中政党对于国家机构的垄断，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压制、对信息媒体的控制以及对抗争行为实际存在或潜在的镇压威胁等，都压制了社会抗争的发生；即便社会抗争爆发，权威主义国家的压制性和封闭性也往往使得社会抗争呈现以下几个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