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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国家的政治高压导致了有限的动员网络。权威主义国家的

　　高压政治侵蚀了社会抗争组织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抗争运动的动员范围往往很狭窄。比如，参与者总是避免与那些成员身份不明确或者曾受到官方镇压的群体建立联系，一些拉美国家的社会抗争就常常只基于那些具有绝对信任的社会网络（Wright，2006)。

　　第二，国家的压制性导致了抗争主体利益和身份的同质化。权威主义国家会使社会抗争动员网络狭窄，然而，同时存在的悖论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权威主义国家的压制性却往往在无意中推动了社会抗争，因为它造就了利益和身份的同质化。马科斯（Marks，1989)的研究指出，在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工匠和熟练工为了维护自身狭隘的经济利益，往往建立排他性的行会。但当国家对工人运动进行全面压制时，就将所有工人都置于了相同的地位和处境之下，使得他们丧失了以行业协会和小团体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这从根本上促成了跨越不同行业和地域的工人阶级的形成。

　　第三，国家对社会组织的限制塑造了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动员模式。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中间组织欠发达、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受到严重限制的权威主义国家中，居住空间及以其为基础的网络关系就成了社会运动发起者惟一可利用的动员手段。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在集权化过程中往往会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并在无意间促进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赵鼎新，2006)。

　　第四，国家权力的垄断性促成了社会抗争的情绪化和极端化。由于国家对官方组织的控制，许多抗议者往往在欠缺组织的状态下卷入运动。这种相对的无组织性以及以地点为中心的特征，使抗争运动中行动者和旁观者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集市中的表演者和逛集市的人群的关系，情绪表现成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Zhao,1998)。由于政治结构的封闭，抗议行为容易走向极端化，没有温和的选择，当权者和抗议者之间往往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Wright，2006)。此外，权威主义国家权力的垄断所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使得社会运动往往都是针对国家，社会的诉求容易走向极端化。

　　(二）国家创建

　　国家创建指的是国家人员、机构和权力向社会基层渗透并实现制度化和理性化的过程（Ertman，1997)。在分析全国性社会运动的兴起时，蒂利发现，在现代国家早期，国家与民众的斗争此起彼伏，但是它们主要是针对税收和地方粮食问题的防御性行动。随着18、19世纪国家结构在全国层面的建立和统一以及选举政治的发展，民众骚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针对国家的诉求和组织化的、持久的挑战(Tilly，1984)。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因为现代国家创建的过程推动了社会矛盾的政治化和社会的同质化。

　　第一，国家创建推动了社会矛盾的政治化。随着民族国家的扩张，社会抗争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会或者地方行动者，国家越来越成为抗争诉求的对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1997)问道，为什么大革命在农民早已摆脱封建制压迫的法国爆发，而不是在其他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爆发？他深刻地指出，当贵族承担地方事务的时候，国家、贵族与农民的三层结构使得农民的不满指向贵族而非国家。而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就在于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国家集权的成功使得平民直接面对国家。

　　第二，国家创建推动了社会的同质化。国家制定的战争、赋税和食品等政策促成了新的沟通渠道、更加组织化的公民网络以及更加一致的认知框架。首先，民族国家的创建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和统治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国家修建道路、建立通信网络、推广商业出版，使潜在的活动分子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和共同的不满，非官方的社团反映出团结力量的存在，它们促使新社团不断形成，并把地方群体与全国网络联系在一起，而运动网络则可以挑战民族国家或者世界帝国（塔罗，2005)。其次，国家创建构造了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国家创建不仅使得国家成为公民诉求的对象，而且还塑造了公民的认知框架和政治身份。税收、行政法令和户口调查类目的标准化，都促进了原本敌对或者互不关心的群体的联合。在美国国家创建过程中，20世纪早期的预算民主改革就推动了"公民"身份认同的发展:预算改革使人们以"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生活，而非以种族、宗教和贫富等社会身份与国家发生联系；它使得公民权与宗教、贫富、移民地等脱离关系，从而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身份认同创设了条件（卡恩，2008:92-117)。

　　(三）国家政治制度

　　长期以来，政治学者都把政治制度看作社会冲突在政治生活中的表征，社会冲突塑造了国家的政治制度（李普塞特，1995)。但反过来看，国家制度并不仅仅是社会冲突的后果，相反，国家的制度结构本身就影响到社会的身份认同、群体动员和组织能力，以及社会阶级的政治能力，从而影响了社会抗争的发展及其结果。托克维尔（1997)早已经提到，绝对君主制度通过其制度与政策削弱了贵族的特权与政治能力，但却唤醒了农民与城市平民，并激起知识分子对现状的抨击。在抗争政治研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和工会制度等政治制度对社会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