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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罗最清晰地界定了''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在他的阐述中，政治机会结构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变化的政治机会。它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原先封闭政体的开放，二是政治联盟的稳定或者不稳定，三是联盟者和支持群体的存在或者缺失，四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分裂或者对于抗议的容忍程度，五是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Tarrow，1988)。后来，他又将它界定为四个方面的要素（Tarr〇w，1991)，不过大体是相似的。第二，更稳定的机会一限制。它包括三方面要素。一是强大或弱小的国家渗透能力，二是吸纳或排斥的国家战略，三是包容或镇压的国家策略（塔罗，2005;Tarr〇w，1988)。
　　可以看到，不管是''变化"还是"更稳定"的政治机会都与国家理论中更为宏大的国家制度结构存在距离。艾辛格在讨论政治机会时比较的就是美国不同城市"政治机会结构"的差异，而非国家层面上制度结构的差异（Eisinger，1973)。不过，塔罗并非没有把这种宏大的国家视角纳入进来。在〈运动中的力量》一书中，在讨论政治机会结构之前，塔罗在第一部分就讨论了国家创建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国家创建催生了整个"现代社会运动"，而非任何特定社会运动的机会结构(塔罗，2005)。
　　较之于政治机会结构的研究，国家中心视角的研究在强调国家制度的结构性束缚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各自关注问题的差异。政治机会结构研究往往以运动为中心，关心''缘起"的问题，因此，它与资源动员理论一样都关注群体资源动员的"策略"，只不过它更关心策略性互动的政治背景（Tarrow，1988;McAdam，2000);与之不同，国家中心视角的核心概念就是"国家"，它侧重于分析国家作为宏观制度结构的束缚性影响。斯考切波（2007)就强调理解社会革命的"结构视角"革命性运动很少开始于一种革命性的意图，革命意图完全是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目的如此众多、多变和矛盾，以至于在其复杂的互动中所产生的结果既不符合任何人的意图，也不是任何人所能预见的。因此，影响社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结构。因此，国家中心视角的研究中，国家性质、国家创建以及中央一地方关系、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制度安排都被涵括在"国家"概念之下。
　　，本文主要以塔罗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界定为参照，同时补充以国家中心视角的研究中所涵括的国家要素，将"国家"概念化为三个层次：（1)稳定的政治结构，包括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三个要素。（2)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包括国家渗透能力、战略和策略三个要素。（3)变动的政治背景，包括封闭政体的开放、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裂和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五个要素。在下文中，我将分别从这三个层次来梳理相关研究文献中所揭示的国家塑造抗争政治的若干面向。
　　二、稳定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抗争
　　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三者构成了社会抗争''稳定的政治结构"。一方面''稳定的政治结构"将不同国家的制度背景和历史带入不同解释模式之中，强化了对于抗争政治差异性的解释能力，并且，强调政治结构之意外后果，格外能够跳出个人行动者主观意图的微观分析;但另一方面，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变量倾向于静态的解释，而不能很好地把握变化的现实，其较为强烈的结构主义决定论色彩更是招致许多批评。
　　(一)国家性质
　　根据传统的"解压阀"理论，民主国家被认为最不容易出现革命，因为选举是阶级意识的坟墓，也是革命运动的坟墓（Goldstone，2001)。相反，权威主义国家中政党对于国家机构的垄断，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压制、对信息媒体的控制以及对抗争行为实际存在或潜在的镇压威胁等，都压制了社会抗争的发生；即便社会抗争爆发，权威主义国家的压制性和封闭性也往往使得社会抗争呈现以下几个特质。
　  第一，国家的政治高压导致了有限的动员网络。权威主义国家的
　　高压政治侵蚀了社会抗争组织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抗争运动的动员范围往往很狭窄。比如，参与者总是避免与那些成员身份不明确或者曾受到官方镇压的群体建立联系，一些拉美国家的社会抗争就常常只基于那些具有绝对信任的社会网络（Wright，2006)。
　　第二，国家的压制性导致了抗争主体利益和身份的同质化。权威主义国家会使社会抗争动员网络狭窄，然而，同时存在的悖论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权威主义国家的压制性却往往在无意中推动了社会抗争，因为它造就了利益和身份的同质化。马科斯（Marks，1989)的研究指出，在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工匠和熟练工为了维护自身狭隘的经济利益，往往建立排他性的行会。但当国家对工人运动进行全面压制时，就将所有工人都置于了相同的地位和处境之下，使得他们丧失了以行业协会和小团体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这从根本上促成了跨越不同行业和地域的工人阶级的形成。
　　第三，国家对社会组织的限制塑造了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动员模式。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中间组织欠发达、独立于国家的组织受到严重限制的权威主义国家中，居住空间及以其为基础的网络关系就成了社会运动发起者惟一可利用的动员手段。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在集权化过程中往往会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并在无意间促进以空间环境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赵鼎新，2006)。
　　第四，国家权力的垄断性促成了社会抗争的情绪化和极端化。由于国家对官方组织的控制，许多抗议者往往在欠缺组织的状态下卷入运动。这种相对的无组织性以及以地点为中心的特征，使抗争运动中行动者和旁观者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集市中的表演者和逛集市的人群的关系，情绪表现成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Zhao,1998)。由于政治结构的封闭，抗议行为容易走向极端化，没有温和的选择，当权者和抗议者之间往往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Wright，2006)。此外，权威主义国家权力的垄断所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使得社会运动往往都是针对国家，社会的诉求容易走向极端化。
　　(二）国家创建
　　国家创建指的是国家人员、机构和权力向社会基层渗透并实现制度化和理性化的过程（Ertman，1997)。①在分析全国性社会运动的兴起时，蒂利发现，在现代国家早期，国家与民众的斗争此起彼伏，但是它们主要是针对税收和地方粮食问题的防御性行动。随着18、19世纪国家结构在全国层面的建立和统一以及选举政治的发展，民众骚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针对国家的诉求和组织化的、持久的挑战(Tilly，1984)。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因为现代国家创建的过程推动了社会矛盾的政治化和社会的同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