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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制度安排还可以解释东欧国家工人抗争的不同发展轨迹。
    在对罢工频繁的波兰与社会抗议相对平静的匈牙利的比较中，研究者发现，两国的差别不仅受到两国经济状况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匈牙利合作主义工会制度和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使得工人和工会拥有了影响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渠道。通过这些政治制度，三方机制得以建立，工会数量减少，工会竞争减弱，从而导致抗议的可能性下降；反之，工会的数量越多，竞争就会越强，竞争导致动员，从而使得抗议的可能性越大(Ekiert&Kubik，1998a，1998b，2000;Crowley，2004)。
　　5.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仅影响了工人阶级政治，也深刻地影响了新社会运动。奥弗（〇ffe，1985)敏锐地认识到1970年代以后政治议题从经济增长、分配和保障向和平、性解放、女权主义和环保等议题转变。虽然奥弗强调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新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不过，他也强调了从''旧政治理性"（ol
dpoliticalrationality)向"新政治理性"（newpoliticalrationality)转变的重要作用。在"旧政治理性"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宪政架构使得集体协商、政党竞争和代议制政党政府几乎是解决所有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手段，高度制度化的利益集团和政党是主要的行动者，这在相当程度上压制了可能的挑战。但是，1970年代逐渐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理性"，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一样经历了三个深刻的变化，即扩展（broadening)、深化（deepe-ning)和不可逆（irreversibility)。在范围上，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及其导致的问题向社会其他群体和部门扩散;在程度上，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大大深化，社会难以逃脱其控制；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却与经济制度一样丧失了自我纠错和限制的能力。因此，只有来自制度外的运动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构成了新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制度性背景。
　　三、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抗争
　　国家渗透能力、国家战略和国家策略构成了社会抗争''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如果说"稳定的政治结构"往往无意之中塑造了抗争政治，那么，国家的能力、战略和策略往往能够更直接地影响抗争政治的兴起和发展。比较而言''稳定的政治结构"隐含了某种既有的宏观结构背景，而所谓的战略和策略则暗示着国家或者统治者仍然面对某种"选择"。因此，虽然理性选择的研究视角也会陷入所谓"矛盾的结构主义"之中（Hay，2002)，但是"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蕴含的对"选择"的不确定性的强调，还是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结构分析所带来的弊端。
　　(一)国家渗透能力
　　正如塔罗所指出的，现代国家创建意味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它催生了整个社会运动，然而，伴随着国家基础权力的成长，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penetrati
oncapacity)不断增强，针对国家的社会抗争发生的可能性也渐渐降低。古德温和斯考切波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抗争的研究中就提出，国家渗透能力越强的国家，其社会抗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Goodwin&Skocpol，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