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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的上海是“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号称“东方巴黎”。[1]蓬勃发展的都市环境也成为关注现实的左翼诗人笔下的一个重要题材。然而在众多的左翼诗人中，殷夫身上所带有的叛逆气质注定了他的不同。在同时期的都市诗歌创作中，殷夫以其新颖的视角与手法，展现出独到的创作特色。
　　一
　　早在1920年，郭沫若便开始了对都市的吟咏。然而这蓬勃发展的都市对诗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物，他只是站在远处，遥望着都市的工业发展，为“大都会的脉博”而欢呼，将“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赞誉为“二十世纪的名花”。（《笔立山头展望》）
　　“到了30年代，随着文化中心向上海的迁移，以及现代都市生活对文人影响的日趋强化，文人们越来越多地从象牙塔走进了城市的十字街头”[2]，开始了对现代都市的近距离观察。殷夫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23年，殷夫就离开浙江象山的老家来上海求学，并在随后几度重返上海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这座急剧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都市时尚新潮的生活环境也悄然改变了诗人的视野，使他从传统的诗歌意境中走了出来，转而漫步街头，充分感受都市的气息。于是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都市中客观存在的散漫意象：“电影院、大商店、跳舞场、飞奔的汽车、摩登的女郎、暗角的妓女、工厂的女工……都市的喧嚣嘈杂、热闹活力，在诗人的笔下活灵活现。
　　因而，在殷夫那里，都市并不是一个奢侈糜烂的简单概念。他用自己的双眼捕捉到都市中充斥着的各种元素。在诗人眼中，这里不只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还有着现代文明，无产阶级以及革命事业。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性地感受着上海的都市风貌、革命形势。他醒悟道，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和同志。而在那脱离了革命事业的家乡，诗人只能感到如在异乡般的“孤凉”、“孤荒”（《他还在异乡》）。于是，在1929年初，诗人义无反顾潜离家乡重返上海，成为都市的一员。并在其以后的创作中，以上海为大背景，通过客观地反思，对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发出感叹：“是你击破东方的谜氛，是你领向罪恶的高领”，“我们礼赞你的功就，我们惩罚你的罪尤”。（《上海礼赞》）
　　二
　　作为城市中的一分子，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都市一员。这种又近又远的身份让诗人在看待都市环境时拥有一种独特的视角。于是在《无题的》、《流浪人短歌》、《春天的街头》等诗中诗人都选择了都市漫游者的身份。在热闹喧哗，流光溢彩的摩登都市的背景下，诗人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流浪人真实的内心独白：灯火通明的电影院、大商店、咖啡店，穿梭不息的汽车、电车、黄包车，是那样一种令人窒息的耀眼与繁华。而“我”，这个在“冷幽幽的微风”中“只穿着一件衬衫的流浪人”，似与这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但这些高贵的场所也并不友好，“电灯高傲地向你眨着眼”，像“在嘲弄地给你询问，我们的门下你可要进来。”这冰冷轻蔑的态度像在宣告，它们只属于“身旁走动着金的衣、珠的纽”的富人。这一切通过流浪人的切身体会在他的内心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而流浪人其实便是诗人的代言人，都市的腐朽堕落在这位左翼诗人眼中正是通过诗人的个人体验表现出来的。在一连串的强烈对比中，都市环境带给诗人最鲜明的感受便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3]。
　　自乡村到都市，新奇的环境带给诗人强烈的感官刺激。诗人被它的丰富多彩吸引，却又为它的满目疮痍所忧患。他看到汇集着蓬勃发展的工业、商业的现代化都市一派繁荣的景象，他听着大商店开着的留声机里风韵的广东调（《流浪人短歌》），工厂里“机器的没有疲惫的声音”（《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赌徒的高谈”和“工女们的笑声”（《都市的黄昏》）；他嗅到篱笆旁边，冲天的臭味（《无题的》）还有“刺人鼻管的汽油的烟味”（《都市的黄昏》）。这丰富的感官体验在诗人的内心掀起波澜：速度和力量驱使他品味着都市的活力与创造力，肯定着都市“心的脉动也会合上时代脚步”（《梦中的龙华》）；然而无产阶级立场又让他敏感地觉察到隐藏在都市光环背后的腐朽溃烂。“湖面银灰色的水”，“纷飞的蔽目的煤烟灰”，“乞儿的呻吟”，“滚着肥肥的白蛆累累”（《无题的》）……这些无时无刻不令诗人感受着都市的罪恶：“吃人的上海市，铁的骨骼，白的齿，马路上扬着尸体的泥尘，每颗尘屑都会把人的血吸饮”（《梦中的龙华》）。不断积压在内心的沉重感受终于爆发，诗人大声疾呼：“你现在是在腐烂，有如噩梦，万蛆攒动，你是趋向颓败，你是需要经一次诊断。”（《上海礼赞》）
　　这便是诗人惯常的手法，以一个普通人的姿态投身都市，在都市的各个角落中寻找着自己的素材，以个人体验为基础，表现自己所感受到的都市世态；并着重以流浪人、工厂女工等都市中的“异类”为内心感受的出发点，透过诗人设置的画面，揭露出都市中的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既让读者在其构画的“都市的散文”中感受到了当时都市环境的复杂色调，同时又传达了诗人自己的政治情绪。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