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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最后一类问题，我认为它们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元问题”（meta-question):需要讨论“同案同判”的道德要求何时被凌驾吗？只有在此获得肯定性的答案，才会面对这样更为具体的问题：其他的道德要求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们可以凌驾于同案同判之上？然而，在我看来，那个“元问题”恐怕只能获得否定性的答案，即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同案同判”的道德要求何时被凌驾。理由有三:第与司法裁判有关的道德要求是多样的，理论上根本无法将它们全部列举出来。第二“被凌驾”的判断高度依赖情境，因此不但“在特定案件中到底有哪些道德要求在起作用”这本身就是情境化的判断，而且凌驾的条件同样也依赖于情境，事先根本就无法设定固定的情境，因为此类作法会使得那些道德要求由此不再处于同一位阶。第三，因此“被凌驾”涉及的唯一要求是，只要能证明另一道德要求拥有更高的分量即可,此外别无其他的条件。所以，根本无需事先就去讨论与司法裁判相关的道德要求有哪些，也无需讨论它们可以凌驾于同案同判之上的确切条件。我们最需要记住的反而是：包括“同案同判”在内的与司法裁判相关的诸种道德要求，永远也不能凌驾在“依法裁判”的构成性法律义务之上。
　　参考文献：
　　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类别化处理”是毫无意义的，只是它不具备同案同判的“强主张”所要求的那种重要性。
　　2.KenKress“Coherence”，inACompaniontoPhilosophyofLawandLegalTheory，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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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尤其是真理符合论、基础主义与融贯论的相互辩驳，关于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讨论,请参见，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_、九、十一章。
　　4.RonaldDworkin，JusticeinRob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p.246.
　　5.此外,integrity—词存在整体性、整全性等译法。台湾中正大学谢世民教授的提醒，使我注意到了这个译法。
　　6.RonaldDworkin，Law’s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pp.47-48.
　　7.KennethKress?egalReasoningandCoherenceTheories”，1984(72)CaliforniaLawRe
view，pp.398-400.
　　8.颜厥安：《公共理性与法律论理》，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4年第8期。
　　9.“赛家鑫”的名称意味着普通民众认为它们是真正的同案，而云南高院以“邻里纠纷”之类的理由认为它们并非真正的同案。瑩刘树德《形式司法语境下的“同案同判”》，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
　　10.逻辑上讲，法官也可能在满足其他司法要求的前提下做出相同的判决,但是这个做法所依赖的理由，就不再是“同案同判”了?这个辩论从反向说明了，为何案例指导制度背后所依赖的必然是“同案同判”的强主张，而不是弱主张。
　　11.JosephRaz，PracticalReasonandNorm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ndedit
ion，1990，pp.25-28.
        12.宋晓《判例生成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13.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revisededit
ion，1999，pp.9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