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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镇压的风险。相对于包容而言，镇压无疑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它构成了社会抗争不得不考量的机会成本；并且，国家的镇压可以迅速扭转本来极易进行大众动员的社会形势。然而，于国家而言，镇压也是有成本的。它还可能刺激其他行动者走向街头，使得反对者从涓涓细流演变成滚滚洪流。因此，达致稳定的目标往往需要国家采取多种策略的组合。
　　首先，全面镇压和选择性镇压。全面镇压是对所有社会抗争都进行镇压，而选择性镇压是只对那些被认定为"非法"或者有政治挑战性的抗争行动进行镇压，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那些"合法"或者不具有政治挑战性的抗争行为。相对于选择性镇压，全面镇压可能加剧抗争的政治化和极端化。由于缺乏表达公众意见的渠道，就连温和的反对者也成为政权的敌人，一般行动也都染上了政治色彩。马克思谈到相对自由的法国君主制和专制的普鲁士政府的区别时就指出：在法国，部分的解放是全部解放的基础，在普鲁士，全国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塔罗，2005)。此外，全面镇压可能会推动反对者的政治结盟。在工人运动中，如果国家采取全面镇压策略，甚至连行业或工厂内部的小范围经济诉求都要镇压，那么不同行业和工厂的工人利益就会趋于一致，工人之间在认同感上的隔阂就会逐渐减弱，从而联合在一起。此外，全面镇压还会推动普通工人和劳工领袖之间的紧密结合。
　　在强硬的镇压下，普通工人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小规模的抗议来获得满足，他们就更可能与那些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领袖结盟，通过政治转型来追求具体利益的实现。相反，如果当局的立场较为温和，允许运动劳工通过集体组织和行动发挥他们在市场上的权力，往往可以缓和劳工动员，分化普通劳工和劳工领袖（Valenzuela，1989)。
　　其次，镇压与改革。研究者发现，有些情况下，改革与镇压的结合有效地瓦解和终结了革命运动。当社会抗争发生时，国家可以有几种组合策略。国家可以镇压社会抗争，同时推行改革。在社会抗争具有巨大威胁，并形成了重大挑战之时，国家往往采取这种方式来控制局势；国家还可以镇压社会运动，不进行改革。这主要是针对规模小但却很激进的抗议运动；国家也可以容忍或者鼓励社会运动，这主要是针对影响力小、没有形成大规模抗议浪潮的抗争行动（戈德斯通，2009)。
　　四、变化的政治背景与社会抗争
　　虽然''较稳定的政治环境"涵括了社会抗争中国家策略选择的不确定性，不过，这种视角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往往将国家想象成为具有统一利益和意志的单一理性行动者，他们根据一定的得失考虑来作出一致的选择。然而，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政治精英内部的分裂与权力重构，以及政治精英是否与社会抗争行动者结盟都对抗争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对于特定的社会抗争而言''变化的政治背景"是更为直接的政治机会结构。它包括了封闭政体的开放、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裂以及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五个要素。
　　(一)封闭政体的开放
　　抗争政治常常被看作是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反过来，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系统的逐步开放也提供了抗争政治以重要的机遇。没有社会运动，也可能有民主化，但是，一旦民主化得以发生，社会运动往往会接踵而至。民主国家的罢工率几乎是极权国家的3倍，示威行为是极权国家的2倍（Vanhuysse，2004)。总体而言，民主化深刻地影响了抗争政治。
　　第一，民主化有助于社会抗争的兴起。首先，民主化促进了公民权利的保障。工会、非政府组织、政党和游说集团等的建立以及合法权利的获得，能够极大地促进诉求的动员与协作，推动社会运动的发生;其次，民主化让掌权者和选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空间距离趋于紧密。传统的庇护关系在政治上的作用削弱，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再处于一种间歇、间接、强制和特殊的关系之中，而是建立了更加制度化的关系；最后，政治企业家获得了新的重大机遇，成为政府官员与社会抗争者之间的联系人（蒂利，2009:51、4-77、2-83)。
　　第二，开放与封闭并存的"中间状态"更容易导致社会抗争。有研究者认为，不管是封闭还是开放都不容易产生社会抗争，社会抗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处于两者中间地带的国家，开放和封闭混杂的体制最容易出现抗议。艾辛格的经典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美国城市有广泛的骚乱，而另外一些城市则没有。他发现，有制度开放空间的城市可以通过传统或者常规的政治参与途径解决不满从而防止骚乱，而那些政治结构最为封闭的城市也往往通过镇压或者压制异见者从而防止抗议的发生，而那些同时具有"开放"和"封闭"特质的城市最容易发生暴乱(EiSinger，1973)。蒂利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也认为，在政治开放度的两端，即在政治系统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的情况下都不容易发生抗议。
　　在政治系统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公民甚至不能够发展出必要的认知和组织能力来提出他们自己的诉求（Tilly，1978)。
　　(二）政治联盟的稳定性
　　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多党制体系下，选举政治会使得政治联盟处于摇摆之中。旧政治联盟破裂或者新政治联盟建立的时候，往往也是政治机会到来的时候。政治力量平衡的打破，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政治精英向体制外寻求支持，从而增强了社会挑战者的政治影响力，为社会抗争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它使得挑战者可以利用那些被排斥或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来实现自身的诉求。例如，在美国民权运动中，民主党政治联盟的变化，使得它不得不为了赢得选票而寻求黑人选民的支持，从而为民权运动提供了重大政治机遇（塔罗，2005)。
　　在考察20、30年代的美国失业工人运动时，皮文和克洛尔德也发现，失业工人运动的成功和失败必须放在政治结盟中进行考虑，政治联盟是重要的制度和政治资源，因此，在抗议运动兴起的时候，政治精英究竟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政治联盟影响的考量。
　　当问题的解决对已有政治联盟没有影响、甚至有所助益的时候，政治精英就会对抗议运动诉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反之，如果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分化或者瓦解现有的政治联盟时，政治精英就会拒绝作出让步，采取强硬的立场，失业工人运动就会走向失败（Piven&Cloward，1977)。
　　(三）政治支持的存在与否
　　是否拥有有力的政治支持，对于社会抗争的成败具有关键的影响。
　　社会抗争的成功需要盟友，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体制内的盟友包括政党、官僚系统和压力集团等制度化的群体。正如"社会运动部门"（socialmovementsector)概念所强调的那样，社会运动组织并非完全隔离于其他政治和社会组织，它具有开放性。政党等制度化组织根据政治变化的需要出入于社会运动组织，它们之间的互动使得政治盟友和政治支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Tarrow，1988)。由于这些体制内盟友拥有更丰富的内部资源，如果它们也转而倡导社会运动的目标，往往会对社会抗争的成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体制外的盟友包括普通民众、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和革命游击队等。在高压政治下，体制内的盟友往往极为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外的盟友对于社会抗争就显得尤为重要。普通民众可以加入抗争行动中，形成革命的洪流;新闻媒体可以传播社会抗争的诉求和行动，对政府构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社会团体可以通过资金支持、信息提供和组织支援等方式将社会抗争者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建立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