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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国家具体的制度安排对社会抗争特质的塑造。以单位制为例，周雪光指出，单位体制不仅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而且也具有引发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潜能，因为它将无数的社会矛盾引向了国家和单位（Zhou，1993)。冯仕政的研究则发现，单位行政级别的差异以及单位政治性的差异会显著地影响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比如，行政级别越高的单位对集体行动的抑制作用越大，同时，政治属性越强的单位，单位成员参与集体抗争的可能性越高（冯仕政，2006)。
　　再比如，陈映芳发现，城市业主维权中所谓的"中产阶级的保守"不能完全归结于规则意识，保守意识或对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秩序的认同，而要追溯到法律制度所提供的政治空间（陈映芳，2006)。陈柏峰(2010)也指出"无理上访"的滋生可以归结于目标管理责任制、领导干部包干责任制、同级部门联动机制、敏感时期的重点人员稳控措施，它们混淆了有理上访和无理上访，进而最终放纵无理上访，催生了谋利型上访。
　　除了聚焦于以上稳定的政治结构之外，一些研究者还开始探讨国家策略对社会抗争行动的影响。应星关于大河移民抗争极为精彩的民族志研究，生动地展现了基层政府拔钉子、开口子和揭盖子的摆平术。
　　研究者发现，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地方政府常常诉求于这些政治性手段而非通过法律手段和程序，司法体系和合法暴力权力被政治化使用，这些都造成了危机和冲突升级，地方政府的策略因而深刻地影响了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发展（应星，2001;刘能，2008)。
　　业主维权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地方政府针对不同原因的业主维权、不同类型的维权精英以及不同的维权策略，采取了区分性回应策略。
　　对于那些理性的、与政府合作的业主精英，地方政府采取吸纳与合作的策略;对于由专家型业主所进行的技术型维权行动，地方政府采取在制度框架内对话、召开专家听证会协商等形式，瓦解集体行动；而对于对抗型的维权行为，则采取了压制与分化的策略。这些策略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抗争行动者的组织动员模式和最终利益诉求的实现（黄卫平、陈家喜，200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社会抗争的政治面向的研究，借鉴西方理论的已有成果，揭示国家如何有意或者无意地塑造了中国的抗争政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经验研究不仅仅确认了西方理论推断的正确性，也提出了许多难以完全依靠已有理论解释的问题。例如，一方面，如理论推断所言，当前中国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的确具有显著的无组织化和情绪化特质;另一方面，无论是农民上访，还是市民"散步"，中国的社会抗争又往往呈现出"依法抗争"的理性化和组织化特征。而这两种对立的社会抗争模式似乎又都可以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解释。再比如，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被认为会将矛盾和斗争的目标指向中央，但中国的社会抗争却明显地局限在地方层面，民众对于中央的信任程度要大大高于地方。这些困惑或者悖论的存在需要我们进一步剖析中国"国家性"或者政治机会结构的独特性，通过经验研究去寻找其他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来获得解答。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困惑不仅仅来源于中国经验自身的独特性，还来源于抗争政治研究中政治机会结构视角和国家中心视角本身的方法论局限。塔罗（Tar
row，1991)就曾经承认，政治机会结构与其说是一个变量，不如是一群变量，它涵括的范围过于广泛；并且政治机会结构会因不同国家或者如塔罗所说因东西方的差异而存在不同。比如，选举党派重组在民主体制下是一个重要的机会结构，而在权威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这样的机会结构问题。此外，政治机会结构还被认为忽视了"集体意义编织"的重要性（Gamson&Meyer，1996)。这些都使得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来修正或者完善中国关于政治机会结构的研究。
　　如同研究者批评社会中心论的研究是对政治的"社会化约"一样，抗争政治研究中国家中心的视角也存在诸多需要慎重对待之处，包括可能忽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对于国家权力和能力过于傲慢的高估等（Migdal,2001)。此外，国家中心研究本身所隐含的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将"选择"、"偶然"和"例外"纳入进来，也忽视了"认知'、"情感"和"意识形态"的角色（赵鼎新，2006)，这也使得它难以解释相同或者相似的结构下社会抗争不同的特性和演变轨迹。
　　在这些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研究者已经在试图对政治机会结构视角和国家中心视角进行修正和完善。比如，为了平衡''结构"与"文化框架"，麦克亚当进一步修正了政治机会结构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并非国家"客观"的制度结构影响了社会抗争，也并非''主观"的意义阐释影响了社会抗争，而是政治结构以及行动者对其的认知和意义编织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并非对于社会抗争无关重要，只是它发生作用的方式要更加曲折（McAdam，1982，2000)。而在社会革命研究中，早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欧洲和亚洲的"伟大革命"，然而从20世纪70到90年代，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类似，
　　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许多并非以阶级作为基础的革命运动。这使得革命研究也开始超越国家中心视角的结构主义框架，而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跨阶级革命联盟的重要性，并更加注重借鉴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关注大众动员机制等重要因素（G〇ldstone，2001)。这些理论和经验研究也必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的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蔡禾、李超海、冯建华，2009，《利益受损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2.陈柏峰，2010,《无理上访与基层治理》，会议论文，发表于''宪政、公共政策与法学研究新范式研讨会"，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2010年10月。
　　3.陈峰，2009，_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评述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社会学研究》第5期。
　　4.陈映芳，2006,《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的中产阶层》，〈社会学研究》第4期。
　　5.蒂利，查尔斯，2009，《土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冯仕政，2006,《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第3期。
　　7.戈德斯通，杰克，2009,《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8.黄卫平、陈家喜，2008,贼市运动中的地方政府与社会》，《东南学术》第6期。
　　9.卡恩，乔纳森，2008,《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叶娟丽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10.卡茨纳尔逊，艾拉，2009，《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国家--从美国视角看19世纪的英格兰》，彼得o埃文斯等编著《找戈回国家》，方立维等译，北京:生活o读书o新知三联书店。
　　11.李普塞特，西摩o马丁,1995,《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