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这些都构成了对国家的强大压力，挑战了国家的合法性，迫使国家对于社会抗争采取更审慎的处理策略（塔罗，2005)。
　　(四）政治精英的分裂
　　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集中于讨论不同的社会运动组织形态和行动策略对于社会运动成败的影响。然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发现，社会运动的成功不仅仅有赖于其自身的组织性和策略的正确，而且政治精英是紧密团结还是存在分裂和两极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待社会运动的政策，从而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果（Giugni，1998)。
　　在〈运动中的力量》一书中，塔罗曾对前苏联的抗争政治进行分析，他的问题是:苏联政治抗争的浪潮是怎样经过对政治参与多年的镇压和严格控制之后，在一个中央集权和警察控制的政权中发展起来的？
　　在他看来，国家提供的政治机会的变化影响了抗争政治，其中，政治精英的分裂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苏联，精英或者高层内部的分裂--温和派和强硬派的分歧、失势精英转化为民众领袖等--带来的政治调整，以及这种分裂所带来的国家镇压减弱或者镇压意志不一致，都为社会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塔罗，2005:102-107)。
　　当然，也并非所有政治精英分裂的情况都意味着有利的条件。在美国南部公民权运动的经验研究中，戈德斯通（2009)就发现，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分裂意味着破碎的政府，破碎政府难以有协调的行动来满足社会运动诉求的实现。
　　(五）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
　　不仅政治系统的封闭或开放会影响到社会运动，而且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基茨切尔特借用系统分析的概念，在对四国反核运动的比较中，将"政治系统的开放性"称为政治输入结构，将"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称为政治输出结构，后者指的既不是官僚系统内部的政策执行能力，也不是国家渗透社会并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的能力，而是指政治系统将需求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能力。这两者一起构成了政治机会结构的两个维度。在政治系统较为开放的国家，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强，那么，社会运动就非常有可能推动政策的改变和创新。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弱，那么，虽然社会运动会对政治系统产生巨大影响，但是，政策却往往陷入僵局，难以改变;在政治系统较为封闭的国家，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强，那么，社会运动有可能影响到政治精英推动有限的内部政策改革。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弱，那么，社会运动几乎无法对政策改变施加任何影响（Kitschelt，1986)。
　　此外，斯特潘(2009)对拉丁美洲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西等国的研究发现，官僚权威政权输出经济政策的能力，与其镇压能力一样，也能影响到社会抵抗力量的前途。对巴西和智利的比较研究就表明，意欲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且比较"成功"的国家干预，却可能降低国家主导和控制公民社会的能力；相反，国家精简公共部门的努力，也能够瓦解社会势力，削弱政治反对势力，这种情形即使在经济困难快速加深时也有可能出现。
　　五、中国经验与抗争政治研究的反思
　　在中国研究中，许多已有研究已经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抗争的社会根源，这些研究将中国社会抗争的特质追溯到各种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比如传统社会关系或者独特的地域特征（裴宜理，2001,007)、阶级意识或者伸冤意识（李培林等，2005;梁治平，2004)、规则或权利意识（Perry，2008;Li，2010)、革命传统或者社会主义文化传统（Perry，2007;佟新，2006)、中产阶级的保守特性（Cai，2005)、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企业集体宿舍制度（蔡禾等，2009)，以及抗争行动者的行动能力和行动策略（张磊，2005)等等。同时，许多研究者尤其是政治学者还着力探求社会经济生活对于政治制度结构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1978年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兴社会空间和各种社会自我保护运动都被看作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制度转型重要的推动力。它们不仅使得各种资源从国家转向社会，限制了全能主义国家的权力（Nee，1989;马骏，2010)，而且还推动了国家制度的重建，推动了国家权力向新的社会经济空间的渗透(Shue，1995;汪庆华，2010);它们不仅影响了国家内部制度结构的变迁（Ding，1994)，还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实际关系（Whiteetal.，1996;Solinger，2000)。
　　与这些研究不同，以国家作为概念变量的研究视角更加关注中国社会抗争的政治根源，分析政治制度结构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国家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突出重要的角色，大量研究力图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抗争政治，特别是关注稳定的制度结构对于社会抗争的影响。
　　第一，在国家性质方面，赵鼎新（Zhao,1998)开创性地提出中国以居住地为主要动员方式的社会抗争可以追溯到权威主义国家瓦解了社会组织而导致的后果。在劳工研究领域，研究者也指出，在现有国家政治架构下，国家角色存在的内在紧张，不仅使得工会徘徊于双重身份之间（Chen，2003)，而且还使得劳动争议难以在法律和行政渠道内获得解决，这反而将工人推向了集体抗争的道路，并令工人行动的政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显现激进化的倾向（潘毅等，2010)。
　　第二，从国家建设的视角，中国社会抗争数量从1994到2004年间迅猛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被追溯到国家功能在不同领域的收缩和扩张，及其所导致的单位体制的瓦解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谢岳，2008)。
　　虽然国家严厉控制社会抗争，但实际上国家转型中发展的新职能、创制的新政策和推动的新项目无一不在催生新的社会抗争。比如，国家在环境保护和垃圾处理等领域承担越来越多的职责并激发了新的社会抗争议题。国家制定的不平衡发展政策导致了收入差距和社会不满、国家推动的信息网络的建立为大众抗议提供了工具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社会抗争（郑永年，2009)。
　　第三，从国家政治制度角度，政府层次之间的分裂被用来解释政治稳定性或者说权威主义初性（Nathan，2003)，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割被用来解释国家处理社会抗争策略的灵活性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相对稳定(Cai，2008)。此外，国家在条块、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分裂也被用来解释社会抗争的机遇结构:政府与人大之间、不同政府部门和层次之间的不同立场、利益和分歧，为农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自身的权益提供了空间（O'Brien&Li，2004)，也为市民利用关系网络提供了空间，与官员的关系网络为参与者提供了信息和影响决策的渠道以及诸如官方媒体这样的政治资源（Shi&Cai，2006)。